我曾是个很好的画匠

    网上看到又一篇回忆我的文章，令我感慨万千，特别是看到了学生拍下的那张照片，那的确是我画的，六公尺高，画了大概一个星期，那时候我的助手是生金陵同学，后来从我这儿“满师”出去后参军成了文艺兵，复员后成了一位很有成就的装潢设计师。哦，那就是我的峥嵘岁月，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我曾经那么年轻，那么有为吗？我感谢我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心中拍下了我那永远年轻的音容笑貌，谢谢了。

    说到画画，我从未专门学过，地地道道的无师自通。小学时我就参加过一个国际画展，我的画送到缅甸也可能是泰国去展出，学校奖励我的奖品是一包美国巧克力豆。我想自己应该说是有点天赋的。至于油画我更未学过，“文革”中，到处都是毛的画像，其中有一家美术公司的画家（姓名忘了）毛的头像我认为画得最好，我每每下班后就站在这位师傅身后看他画，以后就请教，渐渐地我的技术也跟他靠拢，很得到这位师傅的赏识，于是我就开始了画毛像的生涯，它帮我躲过了无数次无聊透顶的批斗会，并且无数次地坐在高高地脚手架上一面画画，一面低头看那些“牛鬼蛇神”站在我的尚未完工的画像前“低头请罪”。这真是世界奇观，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顶峰”人物才能想得出来。

    可是我毕竟只是个画匠，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是不需要创造性的。因为《毛在安源》是江青批准的，因此你只能跟着临摹，学得不像，轻则挨批，重则有杀身之祸。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压力下，哪有创造性可言呢？中国出不了创造性人才，根子在这里。

    至于这幅画本身，我不认为有多大的艺术价值。毛的身躯僵直，缺少动感，哪里是在走路，像是准备跟谁去打架。这样的画，中世纪的欧洲神像多了去了，历史无情，最终，它们都被无情地淘汰。

汪 应 果 老 师 随 想

引用地址：http://www.xici.net/b1150748/d110127543.htm [复制│超文本复制]

           “反对深刻”

   我的博客自被封以后，我就不想再写了；后来大概是过了“风口浪尖”，管理者网开一面，又批准使用了，于是我想再唠叨几句。

   我的博客让有些人不乐意，是因为我看人看事深刻，常常一针见血，这实际上是跟今天某些人的“和谐”理念不相称的，因此我觉得无聊得很。其实我该早就领悟：当我们把鲁迅的小说从中学课本里删除，换上通俗小说来取代，这就是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反对深刻要从娃娃抓起”。

   看看今天的媒体，今天的文学，今天的学术界，今天的“大师”们，有没有思想？一片歌舞升平，一片浅薄平庸……

  没有深刻思考的人，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了哲学，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反思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人类道德的素养首先是源自于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深刻审视评判的能力，因而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肯定是一个道德低下的民族。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崩溃的深层次原因（而不单单是经济转型这种表层原因）。

  试问今天的中国，有像达尔文与华莱士做学术之让的这样高尚的学者吗？我敢说，一个都没有——包括那些“院士”们！

我的博客已无法正常运行，向我的数万名博友说再见。

   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移民国家

           处理多族群问题的方法

   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中国必须摈弃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创造族群融合的和谐大家庭》的博客文章可能因为转载者太多引起某些人的不高兴，居然把它从我的博客上删去了。这篇文章目的是在维护国家、中华民族的统一、反对分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执政者建言献策，谁会反对它呢？除了“民族分裂分子”还能有谁呢？

   目前我人在澳大利亚，目睹这儿全世界多种族融合的情况，联想起祖国的纷纷扰扰，不禁感触良多——人家众多的“民族”来自全世界，怎么就很少有中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呢？很简单，人家没有斯大林的那一套所谓“民族理论”，所有的族裔一律平等，不允许出现任何“种族歧视”——这在法律上是一条很重的罪过，各族群来了就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族群的单独组成的政府机构。我看基本上是和谐的。前些日子出现了印度学生的抗议，那是因为他们抱成了团。可见一抱成团就容易出问题。我想这些经验值得我们的执政者借鉴。

   我们很多事情是自找出来的，我们不应该更聪明一些么？

南十字星，我童年的梦幻

  南十字星，我童年的梦幻，我终于见到了你的芳容。

  回顾我的少年时代，曾经是一名狂热的天文爱好者，那时候，像《少年天文学家》、《趣味天文学》一类的书籍挤满了我那小小的书架。我最难忘的经历是第一次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前看到土星、木星那巨大的身影时心灵所受到的震撼，从此，我就痴迷于夜晚的星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熟悉了北半球天空所有的星座。我知道北半球识别方向的星座是小熊星座的尾尖－－北极星，我能够从天上那座巨大的星座时钟上报出准确的时间，然而我也有了一个几乎是终生的遗憾，那就是我在那时为自己无法看到南半球的星座而懊恼不已，而在这所有的星座中，我最想看到的是南十字星座，因为我知道这是南半球的水手们在航行中辨别方向的唯一依据，我是多么想看见她呀！

   我怀着这样的遗憾度过了大半辈子，这期间我经历了多少坎坷和苦难。当“文革”爆发时，我听到人们唱“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我就知道当年的工农大众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因为北斗星是不能辨别方向的，它只是围着北极星打转转。果然，我们后来就不停地打转转，转的头晕目眩……

   如今，命运却垂青于我，让我竟然就站在了南十字星的星光之下，面对着印度洋的汹涌波涛，欣赏她那骄人的美色。她是那样地祥和、宁静，使我懒于回想丢在彼岸的一切。

   我从北斗星下面，走到南十字星的星光下，竟然走了一生，在这一瞬间，竟令我百感交集……

                                　　　于Melbourne

       我说出历史的真话，

              我拯救自己的灵魂

  我的上一篇博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登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媒体及广大网友广泛地关注，其实我说的仅仅是一句历史的大实话，并非我自己独创性的学术发现。

  至于主流媒体上的文章我不想发表意见，原因是，根据古希腊哲人的看法，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首先必做的事是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搞清楚，否则一切免谈，完全是浪费时间。比方说，“五十六个‘民族’”跟国歌中的“中华‘民族’”是否一个概念？是“国歌”正确还是“民委”的话正确？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第几个民族？我就很糊涂。再比方说，“汉族”与“维族”从概念内涵上能否放在一个层面上并最后归并一块成为平列的逻辑概念我也不清楚。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最起码要讲形式逻辑，因为这是西方人通往现代自然科学并与大自然进行成功对话的最重要的一条路径。

  延用了前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否真正照顾了各族人民的利益我也说不好，至少在一个主权国家里主流“民族”成为“二等公民”的事我在全世界还没有看到过。当然大哥哥、大姐姐提携一下小弟妹也是中华美德，但这也要大哥大姐心甘情愿还要小弟小妹知情领情。我也知道要想移民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首先就是要考“托福”和“雅思”，分数差一点的门槛儿就过不去。至于汉人是否“杂交”或人种“混合”也属于常识范围的事。否则今天满中国都应该是女真人、契丹人、匈奴人、金人、鲜卑人、蒙古人、满人等等等等……然而现在却很难找到，这里并没有发生过历史上美国白人灭杀数千万印第安人的事，至少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这真奇了怪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我所关心的是中国未来不能分裂（这至少在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因实行同一样的政策已成现实）。如果我的话在未来的世纪里被不幸而言中，那么今天的有些人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最后说点题外话：中国人很聪明，但也很笨。笨就笨在很不愿意听“灾难性的预言”或谓“预言性批评”，这并非是中国人的智商所致，而纯粹是文化原因。中国人最喜欢歌舞升平，危机意识太差，等到事到临头来不及了，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历史早有先例，我看“7.5”事件就有点那个味道。反观西方发达国家跟我们恰恰相反，最喜欢杞人忧天，危机意识特别强，所以好莱坞、日本影片等等常常拍了不少“灾难性的大片”，用来“吓唬”自己的百姓。对比起来，我还是觉得危机意识强些好。

   上个世纪有两个最著名的例子说明中国人如何无视“灾难性预言”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一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说：“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没有人理会他，果然不到二十年日本人差点让中国人灭了顶；第二个例子是巴金，他在年轻时就认真研究了苏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教训，写了不少文章进行批评，很得罪了不少当时的共产党人，搞得郭沫若先生都很生气，但忽视“预言性批评”的后果是，不久在刚刚诞生的工农红军中就开展了对莫须有的“AB团”的大肃反，多少优秀的红军将领、政治干部倒在了自己同志的枪口下，以后更形成了一次次规模浩大的政治斗争运动，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我但愿自己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是瞎操心。我说出真话来只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我的兄弟叫顺溜》

         有抄袭好莱坞大片

             《兵临城下》创意之嫌

   《我的兄弟叫顺溜》写的是新四军、日军中两名狙击手的斗志斗勇的故事。

   《兵临城下》是好莱坞大片，写的是苏联红军、德国纳粹两名狙击手斗志斗勇的故事。

    说前者有抄袭创意之嫌，原因有二：

    一是根据2009年6月26日《扬子晚报》刊载的《军事史林》的文章（题为《八路军抗战没有真正的狙击手》)一文的调查报道，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根本没有这样的狙击手（根本没有这种带瞄准镜的武器），甚至连国民党军队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狙击手。  

    二是狙击手的战术必须要有双方战线相对固定这个前提条件，这是当年苏德战争的环境；而中日战争基本是游击战，因而双方的战线是游动的，无法预先设伏击地点，根本缺乏使用这种战术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是抗日战争中为什么中日双方都未使用狙击战战术的根本原因。

   既然连这样的生活基础都没有，这个创意以至于人物只能是杜撰的，空想的，因而也只能是从苏德战场“嫁接过来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部影视故事情节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这种“窃”不能算是“窃”，只是借用罢了。但是《顺溜》电视剧的故事核心就是建立在这个虚假情节之上的，这恰恰是这部剧的最大亮点，如果没有这个情节，《顺溜》就只是一部毫无特色的普通抗日故事剧罢了。因此它剽窃的是“魂 ”。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中国的学者论文靠抄，文人连创作的创意也要抄，想想很可悲。

从辽宁大学陆副校长

   剽窃论文后的淡定从容说开去……

   辽宁大学陆副校长剽窃论文事被曝光后，有关领导与媒体于第一时间出面为他做了撇清，声称此事非但与他无关，简直就是做了一件学术界的雷锋式的大好事，其态度之淡定从容令人咂舌。我以为，这一报道非常好，好就好在：

   一、它让中国学术界通行无阻的“潜规则”彻底曝光。原来中国的林林总总的“学术带头人”都是靠在别人的论文前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而起家的，而自己非但可以一字不著连看一眼都懒得。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名获利简直堪称世界学术史上的奇迹 但他们非但不以为耻反而成了光彩之事，足以说明，此规则早已成了学术界的“阳光大道”。它告诉我们，今天大陆学术界就是这一帮人在把持着各级领导机构，他们不学无术，靠权收名，再靠名增权，循环往复，最后成为学术官僚或政界领导人物。这些人的作为，其实跟大陆相当多的房地产开发商起家是一条路子，即靠权圈地，再以地贷款，最后成了自己的产业，使的都是空手道的功夫。这些人成了我们学术界的主流人物。中国社会的不公，就不公在这里，民愤之大，就大在这里。陆副校长想必是“功夫在书外”的高手，要不是此事曝光前途还不知如何限量呢！

   二、此事的最大看点是相关单位和人的“淡定从容”。这就好比小偷当场被抓住了手，而小偷的老板连同小偷本人都面色光鲜地说着孔乙己式的“窃书不为窃”。不妨设想，如果“相对论”的第一作者署名变成美国总统，“自然界的数学原理”的第一作者署名变成英国女皇，那么美国总统、英国女皇将以何面目面对世人？但在中国却是“官”的，荣光得很呀！我不相信杨伦在把校长陆杰荣的名字列为第一作者之前没有征求过陆本人的意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法律的风险。陆杰荣可以不看文章——因为他要看也看不过来，但这类事情他做的多了顺水名利是绝不拒绝的。

   两年前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反对当时南大校长蒋树声先生的意见，即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体制性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它的确是体制性的，这体制就在中国制度的“官本位”上，而其实质就是它的“封建性”。我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可以作出结论了。

  为了培育天才，

           中华文化必须宽容、包容

  我的好友发来电子邮件提醒我，“2009年6月7日，是英国数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的阿兰·图灵（Alan Turing）去世五十五周年的日子。1954年的6月7日，42岁的图灵过早离开了人世。图灵的过早去世，至少对当年的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来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阿兰 图灵是一位天才，没有他的诞生，今天的我们还不会见到电脑，更谈不上自由地移动着鼠标。可以说，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得益于他的天才的创造。然而很少有人去想想，也正是我们这些得益于他的创造的庸人们，亲手杀害了他。这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时的英国保守风气盛行，警察逮捕了他，法庭审判了他，并强迫他接受整整一年的雌性激素的注射。强制性的“治疗”摧残了他的天才创造的能力，社会的不容更造成他极大的精神压力。在极度痛苦中，他服毒自杀了……

  西方人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制造社会悲剧。但他们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们有一个民主制度，他们容许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因而他们犯了错误往往很快就能知错，能接受教训，于是他们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法律，给与同性恋者以更宽容的对待。

  中国是难以出现天才的，原因是中国有一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坏传统。把一种意识形态当成是唯一的思想行为的准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使中国永远被关在现代科学的门外，损失惨重啊！今天的中国同样出不了天才，这一点鲁迅早就指出来过，他十分强调，全社会一定要创造一个容许天才诞生的环境和土壤。可惜他的愿望至今难以实现。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人必须首先学会宽容、包容。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虽然最近几年有所改进，但改进的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懂得容忍异端，理解异端，这应该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规范。其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民族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为了民族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天才，我们必须要有培育天才成长的良好土壤。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追忆王茂雅

   2009年5月9日，由我过去教过的“老三届”的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为他们的老同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疯致死的王茂雅开了一个追思会。这些老校友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和我站在一起，有些人竟然比我——他们的老师，还要苍老。站在王茂雅的墓前，提起那一段峥嵘岁月，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

   王茂雅不是我班上的学生，但跟我的关系很好，大概除了她的班主任张再禄老师外，就要数得上我了。这原因就是因为她极爱好文学，爱好文艺。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出自名校，又刚刚从东北的高等学校调入，再加上一个“业余作家”的头衔，在当时的中学生心里，自然是有些崇拜的，所以她也时不时地会找我谈谈心，在谈话中，我才知道她一直有个从事演艺事业的理想。

   她给我的印象就是长得很美，性格极其阳光，大大的眼睛里总是漾着笑意，两个小酒窝儿一掀一掀的，盛满着青春欢乐。她极有文艺天赋，多次参加学校话剧团的演出并多次获奖。她的不幸就是她的所谓“出身”，在撒旦的眼里一切都是倒置的，因而注定了她的理想落空，“文革”中，她被送下了农村。

   她更大的不幸是她在农村中偏偏爱上了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起插队的知青陈卓然。陈因为写了那首流传极广的《知青之歌》，加上用马克思的书对照了神坛教主的言行，写出了神坛教主“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标语”，于是罪该万死。王茂雅尽管与此事毫无牵连，但因爱情获罪，在数十场的批斗会上，王茂雅都成了陪斗。

   我重新见到她就是在她被押送回母校的批斗会上，她面色苍白、面容消瘦，再也不是那样一个天真活泼的阳光少女，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别人命令她说的那些话，完完全全成了活死人。

  据说她亲见了逮捕陈卓然那极为残忍的场面，据说枪毙陈卓然的现场仍然让王茂雅在一旁陪绑。她就这样被逼疯了。她完全被社会抛弃了，没有人理她，连家里人都骂她。

  不久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杀了……在她临死前的几天，我在校园里还看到过她，她眼光直直地，望着我，如视若无物。我当时的确产生过想跟她谈谈心的冲动，但我不知该如何去谈，我作为一个“黑五类”，与她同为“戴罪”之人，我能说什么呢？

   后来当我得知她自杀后，我心中的悔恨无以复加：我想，如果当时我跟她谈了心，如果我当时给她一点点温暖，她还会自杀吗？几十年来，这眼光却常常跟定着我，令我自责，令我悔恨。但是定下心后，我又会问自己，即使以我今天的觉悟，让我重新回到时光倒流的那个年代，让我重新面对选择了死亡的她，我能讲什么呢？告诉她这必定是冤假错案，让她鼓起勇气生存下去？那么面对一个被整天要求做揭发交代的精神病患者，我的这些话非但不会缓解她精神压力，反会成为“阶级敌人腐蚀青少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那么我的劝导有用吗？我不仅自己要搭上一条命，还要她多增加几次批斗会的痛苦，为的是逼她再交代背后我这只“黑手”的“罪恶”……我这才懂得，在那样一个封建专制极端黑暗的阿鼻地狱中，我们已是无可选择。萨特的“选择”权力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鲁迅说，中国是严丝合缝的漆黑的铁屋子，在这里，每天都演绎着“吃人”和“被吃”的悲剧，说得多么“偏激”，多么“片面”，又是多么深刻啊！

   王茂雅走了三十多年了，一个花季少女她没有任何过错，仅仅有一个文艺的喜好，一个梦想，就这样被无情摧残，最终无声无息地陨落了，我还能说什么？我还有什么说的价值？

   谁之罪？谁之罪！

   难道十年“文革”被屈死、冤死的几千万冤魂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忘却”吗？

   难道我们就不该有人出来向全国人民谢罪么？

制止官员出境赌博的办法

   澳门科技大学地处世界著名的“威尼斯赌城”的斜对面，每次我进关出关都要乘坐赌场的大巴，穿越赌城。在这里，我看到了大批来自国内的赌客，他们构成了参赌人员的大多数，其中不乏官员们。

   中国官员参赌早就不是个秘密，我国政府估计也很头疼，因为大量的民脂民膏就这样被这些官员们挥霍一空，谁看了都会心疼。

   对于这一情况，澳门人是高兴的——澳门人有一个很可爱的优点，就是他让别人来赌，而自己是很少有人参赌的。于是，我在澳门街头就看到了一则“广告”，曰：

      中央放松内地人民港澳游，

          美国人高兴了，

              澳门人高兴了……

   他们是怎样制止自己的官员来赌的呢？

   很简单，就是在赌场所有的进口都设录像头，凡是发现有当地官员的面孔一律统统开除。

   我想，大陆不妨照搬这个办法，一是在各赌场安插安全部人员，二是每周调出录像资料，比照入境的官员的通行证照片，发现一个，开除一个 ，未几，官员参赌之风可肃矣。

   其实真正想禁赌并不难，只要有决心就能办到，就怕查出来的是自己的亲属或亲信，因而拿不出决心来。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人人捏着钞票的一角，对着阳光照了又照；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越是“地位显赫”，就越要怀疑他的文凭从哪儿过了水，抄了哪一条近路；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权威”，只是他们印满名片的官衔，或是一长串编写的篇目，却让人想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属于他自己的学术发现。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即使遇到处境凄凉、令人同情的乞丐，也要担心可能面对的正是位百万富豪；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每一口空气，每一口食物，每一个处方，每一件商品，每一样广告，每一条信息，都令人生疑，都能藏着猫腻儿，都恨不得找个把门的质检员……

   当美国船长从索马里海盗枪口下舍身救下自己船员，当美国机长指挥失事飞机降落在河面从而挽救了机上所有的性命，当英雄举动成了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时，当中央电视台倾举国之力搜寻出一名“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却发现原来是个罪犯时，中国，你让我对你说什么？

   当社会失去了诚信，珍珠也要蒙尘，黄金将不再发光，离心力将冲破凝聚力，整个民族将会像星体的爆炸，从此只留下死亡的坟墓，在宇宙中孤寂地游荡……

   一个缺少制约、平衡的权力结构，必然造就亿万“冷漠”的民众，必然培育不出国民的自尊、自爱的精神，必然产生不出一个公民社会。这是全世界早就被实践所证明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中国人，难道你真的不懂吗？

                                                                   又回南京有感

     永恒的微笑——纪念赵梅君老师

   赵梅君老师是在我离开南京到澳门的前一天去世的，当时我就想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但我的博客像是跟我开玩笑，横竖是登录不上——简直令人怀疑我的ID是否遭人封锁，于是只有作罢；等到了这边后，诸事繁杂，加之台湾软件的“作梗”，也就放了下来。但我终于还是登上来了，决定还是补写一篇。

   我和赵梅君老师交往不多，记得我和她的初次见面是在三十多年前她的家里，那时候她的先生邹恬教授还健在，邹先生是我们现当代教研室的主任，正领着我们搞好几个科研课题，于是我就时不时地到他们家里去讨教，就这样见到了赵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就是待人亲切、和蔼，脸上总带着淡淡的微笑，有点蒙娜丽莎的韵味。以后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会有些交谈，这时你就会发现，赵老师是属于那种仅凭直觉就可以完全信任的那一类人，在她的面前，你完全可以敞开心扉，你不用有任何顾忌，你会有安全感，而她，总是倾听你的话，会为你设身处地着想。像这样的人，在我的一生中遇到的很少，也遇到的很早，最早就是那些以我们家作联络据点的地下共产党青年学生，还有一位就是当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启蒙老师的谢家极（她后来是南京大学气象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无私无畏”，什么叫做“光明磊落”。

   不妨说，正是他们这些人让我自幼就看到了共产党的美好的那一面。赵梅君老师入党很早，她也属于这一类人。只要看看她的一生，可以说她向社会索取极少极少，所想的都是如何更多地奉献给他人：她曾经叱咤风云，学生时代即担任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照理留校后满可以向组织提要求，飞黄腾达，但她没有这样做，甚至她连自己的职称都从来没有去要过；她曾教授俄罗斯文学，我刚到南大时也曾听过她一次课（原因是我早年大学毕业后曾专门脱产进修过俄语和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到南大后想了解南大这方面的实力），那次她讲的是契科夫的《草原》，很有感染力，教室里仿佛充满着俄罗斯大草原的气息，但是后来说不上是什么原因，这门课好像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表上被永久取消了，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一所名牌大学怎么能不学俄罗斯文学？是不是南大曾是“学衡”派的天下，英美派势力大？总之赵老师从此有点坐了冷板凳，不过她也从没有抱怨过什么，而据我所知，系里那个“特殊人物”为了多拿讲课钱，还硬挤到海外的博士班里去上跟他们专业八杆子打不着的课程；直到后来她得了脑瘤，别的人往往小病大养，她却是默默支撑，因为她开不起伽马刀，这一次她算是向组织提出来了，有一天我路过系总支门口，听见赵老师哭着对书记说，“我一辈子很少看病，公费医疗费几乎从来不用，难道这一次的开刀费用就不能用公费治疗吗？”谈的结果当然是不行（级别不够嘛），从此她就绝口不提了，我后来问起她来，她总淡淡一笑，说，“我已不需要开刀了，病情稳定了……”她就是这样的人，总不想给别人、给组织添麻烦，什么事总是自己抗起来；直至这次最后的辞世，她也不要学校给自己发任何讣告，不要任何人为她开追悼会，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

   其实她是很有政治资本的，直到她去世后，我才听说她还曾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在中国这个封建思想十分浓厚的国度，换了旁人，这个面对“龙颜”的经历就可以令她大红大紫，但是她却从不对人提起，更不用说想到拿来为自己捞些好处了。在她的身上，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不如说是一个道德人，她集中体现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好的要求，后来毛泽东批了《修养》，于是今天的党员就什么修养也没有了。

   不过她的不幸也就在此，因为组织要求她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人，而她偏偏嫁给了一个跟她几乎一样的道德人——邹恬教授，更为不幸的是，偏偏邹恬又是个毫无“资产阶级习气”的所谓“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于是组织上就一次次要求赵老师组织对她丈夫的批判。在这样严酷的的选择中，赵梅君坚定地选择做一个道德人。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共产党曾经有过的两种形象——一度的“道德自我完善”与无休无止的对外对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前者还让人们有所怀念，后者则早就令人反感了。当今天的荧屏上仍然起劲地表现以往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壮观”场面时，我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的——我不禁在想，难道历史就真的必须这样去走吗？如果这是人类的普遍规律，为何其他发达国家不这样去走反而比我们还要富裕？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必须走互相残杀的路？真的就别无他路可走了吗？前辈们就没有 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吗？

   这话当然说远了，回到赵老师的身上，我不禁佩服她出于对道德的坚守而做出的正确选择。这原因不为别的，就在于她身上有一种荣辱不惊、贫贱不移的大个性，而这才正是历史所肯定的，也正是我要纪念她的地方。

   在自然界中，能有如此坚定品格的物种，唯梅而已！赵梅君先生正是梅之魂，梅之韵，她能走得如此洒脱，不正因为她深知梅的魅力不在于外在的张扬，而在于那身后的“暗香流动”，在于那永恒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之中吗？

                         2009年3月5日于澳门科技大学

   在澳门过元宵节有感

  今年的元宵节是在澳门过的，太太很好奇，要我在央视节目结束后一起到外面去走走，原因不为别的，一是看看大而亮的圆月，二是看看澳门人有没有放鞭炮——太太平生是最反对放鞭炮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令她彻夜难眠。在她看来，澳门人既然如此迷信，如此想发财，连总署的广场上都扎的是金元宝灯笼，那么鞭炮是不能不放的了。但是出乎她的意料，澳门是处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声鞭炮声。她于是服了，懂得了什么叫做法制社会。而我也知道，此时此刻，大陆里肯定是震耳欲聋，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第二天从境外媒体上看到，央视大楼旁因放鞭炮引发了大火……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接受教训。几年前就因为引发大火以及伤及儿童于是发布禁止燃放鞭炮的命令，但过不久就有一些什么民俗文化学者出来说什么没有鞭炮声就没有年味儿等等，放了一通屁，于是当局为了取悦广大民众——严格地说是农民或农民意识浓厚的城市人，居然又解禁了，于是越发地无法无天，于是儿童的手、眼又在爆炸中纷纷为那些民俗学者的学术成就作出奉献，于是刚刚建起来的大楼又付之一炬……

  中国是个农民国家，中国式革命总脱不出农民革命的范畴，任由农民意识驰骋的国家就只能永远在原地打转转，这就是我在元宵节晚上的感悟。

      小幽默——关于中国新闻报道的“三段论”

  日前，笔者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那里听到关于我国新闻报道的一个小段子。他们说，我们的电视新闻报道每天分三段内容，可总结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我国的领导真忙；

    第二句话：我们的百姓真欢；

    第三句话：外国的生活真惨……

供网友一笑。

   有关吴永坤“处分”问题的后续……

   2008年除夕,文学院“辞旧迎新”的晚宴上，我们原先的退休支部书记杨子坚老师与屈兴国老师告诉了我一个信息。他们说在我赴澳门授课期间，他们去了南大党委会，了解了吴永坤生前受“处分”的事情经过。事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全清词》的纠纷，学校在中文系当时系主任的要求下的确给了吴永坤一个“记过处分”，而且在校大门口张榜公布过。

   到了2003年，由南大党委书记韩信诚、校长洪银兴、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朱家维开了一次会，决定撤销吴永坤同志的处分。学校领导并不认为这个处分是恰当的，加上这时候面临《全清词》的出版必须有吴永坤同意的签字，于是撤销处分就成了必选。

   然而时隔多年，这个撤销处分的决定至今中文系（即今之文学院）从未对全系师生宣布过，以至全系师生至今全然不知晓。据说当时坚决反对撤销处分的人就是许某人，并且坚决抵制对全系师生宣布此决定。

  我不是当事人，不清楚情况，但听此信息不禁要问，对于学校领导的决定，是谁敢于一手遮天？这不是搞独立王国又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要求学校查清事件的经过，查清哪些当事人，追究他们的责任，还事件一个本来的面目。我们拭目以待。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人死都死了，再捡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意思呢？我不这样看。我向来反对中国人的这套观念，不讲是非，不讲原则，不接受教训。因而中国人错误的重复率特别高，再说吴永坤同志不是至今还没有宣布“平反”吗？

  也许有人又会说，不是你的事，这于你又有何关呢？这也是我一向反对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特自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凡事总在和稀泥；而西方人的想法多数是，这事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怎样想？假如你是吴永坤，有人硬要从你的手中把你从北京搞来的的科研项目生生夺走（《全请词》最后出版要老吴签字就证明了吴永坤同志在其中的作用），只因为你反对就处分你、扣你的工资，你会怎样想？

  我一生很少为自己的委屈发怒，绝大多数是为了别人。年轻时仗着自己有点武功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后来在系里也只为过两件事：一是为了杨正润教授的遭受不公“拍案而起”，此掌震动得大洋彼岸也纷纷来电话询问；二是为着吴永坤的“处分”，因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人身迫害。我想历史是不能被欺骗的。

  这篇博客我当然知道很可能是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会。但我想有个比较：我在澳门时，因当地游泳池某服务员态度不好，我向特首写了封信，不久就得到了特首办及体育发展事务局两方面的回信，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在内地，却很少有领导来倾听我的意见，这就是体制的不同，我们的“民主”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我希望这件事从此改变我对内地体制的认识。

       回家的感觉是什么？

  圣诞将近，我从澳门回到了南京的家。在澳门那边，博客基本上是上不了的，因为澳门人喜欢用的是台湾软件，我打开来就只有乱码了，于是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上博客。

     其实，南京的家对于我就只是一栋住宅而已——儿女皆不在身边，老伴跟我是一同从澳门回来的。这么说来，家就仅仅是房屋了。但是又不竟然，虽然我喜欢澳门的干干净净 ，虽然我喜欢澳门的游泳池，虽然我喜欢澳门人的懂文明礼貌，虽然我喜欢澳门的气候温和……但是我还是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最喜欢的是，我可以一个人在秦淮河边漫步，走累了，就独自坐在河边的长椅上，任思绪云舒霞卷，浪起浪落，此时一些灵感会倏忽而至，如电光石火，如白驹过隙。于是我就由着这股思绪把我推向一个幻想的国度。

    有时我一个人会坐到很晚很晚，看飞鸟急匆匆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然后聚集在清凉山顶的树丛上空盘旋，最后选中了树枝，安然地收拢了翅膀。最后暮色四合，万籁具寂，这时我才觉得生平第一次有闲空来欣赏寂静之美。

    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往昔的岁月不召自来地涌到眼前，如大潮扑面，你想躲也躲不掉。在潮涌当中，我看到了我童年的影子，看到了我青年的身姿，看到了我中年、壮年的面容，看到白雪渐渐覆盖了我的头顶……其中我最难忘的是童年做日本亡国奴的苦痛以及“文革”的屈辱，这两件事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于是我记起了母亲如何带着我去挤队买“配给粮”，日本人在我的手臂上画上符号，回家后我吃了这样的“粮食”大便干结如石，母亲只能用手指从我的肛门里抠 ，我又记起了我在日本人的“王道乐土”中如何地长满一身的疮疥，好多次高烧不醒，濒临死境。后来，老蒋回来了，不久，毛泽东也接踵而至，大家都生活在理想的狂热之中。忽然“文革”降临，让我又一次撕开了蒙在现实表面的那层面纱，看到了政治最残酷丑陋的另一面。我记起了“红卫兵小将”们是如何逼我弯下腰去舔舐他们故意泼在地上的稀饭，记起了他们是如何要我跪在毛泽东的像前用钢丝鞭抽打着我的头顶，只因为我“出身反动家庭”，而那时的我，才不过二十多岁；记起了我的有“模范教师”称誉的三哥汪应乐是如何地被“造反派”用带有铁块的鞭子打得从腰部直至大腿根部一片瘀黑的情景；记起了我的老爸，一位亲手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去江西苏区参加革命（后来当了赣东北苏区文化部长并英勇牺牲）的晚清爱国海军将领，一个保“南中国海”国土有功的真正的烈属，是如何地被逼得绝食而死……

     我想起了这一切。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糟老头，你为什么总要想这些丧气的事，说明你是真正落伍了。不对，我是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也在总结我们民族犯过的错误：我始终怀疑，把毛泽东的那廿七年说成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的评价是否真实？在我看来，那廿七年中除了反右之前的那几年还因为毛的力量还没有通过党内斗争独自做大因而还保留了共产党人的一股刚刚夺取政权的革命朝气外，以后就难说了，毛把那么多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打入另册、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封建专制的阶级压迫取代原有的阶级压迫，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宗旨的。

     往事如烟，往事如烟，但过去的难道就真的悄然无声？过去的一切难道就能够轻轻抹去？这两件事恰恰是中日两个民族所最为忌讳的事：日本人至今不为侵华战争道歉；中国至今不愿建立“‘文革’纪念馆”，这再一次证明，无论中国、日本，都是属于缺乏忏悔意识的民族，都是属于喜好文过饰非的民族。

    但是我不会忘却，因为我知道，思考自己的错误往往使民族变得深沉，而一个总喜欢陶醉在成就之中的民族往往会变得浮躁轻飘。一个民族，还是多有一些喜欢思考的人为好，在我有生之年，我定要将这一切写出来。

    于是我这才懂得，原来，回家的感觉，就是重新捡起记忆的感觉，家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记忆。

    夜色渐渐浓了，飞鸟也入了窝。我想起了老庄的一句话：“飞鸟投林，不过一支”，这是参透了人生哲理的感悟，如今，对世界、对人生，我不也是这样吗？

《巴金论》再版后记

  上海巴金研究会要再版一套巴金研究的丛书，我的《巴金论》也被列入了其中。这部著作原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写的硕士论文，写成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当时我的论文副导师叶子铭先生曾通知我说，由于这篇论文实际上已超过博士论文的要求，因此高教部有关方面已研究准备“破格”授予我博士学位。那时候的叶子铭先生还在国务院的学术委员会里担当要职，我想他说这番话是肯定有根据的。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博士学位，更由于我们的决策部门施政向来都喜心血来潮，随心所欲，想到哪干到哪，因而过后没了下文也就成了料中之事。这部论文于是就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如今事隔近三十年，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世界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事，我的许多观点也发生了变化。我本想从头到尾彻底改写一遍，但由于我自南京大学退休后不久即受聘于澳门科技大学任教，手头没带这本书，更没有时间来改写，思考再三，决定写一篇后记，把我的业已改变的主要观点作一个大致的说明，目的是不想让书中的那些过时的思想继续影响着读者，至于今天的想法对于不对，那就由时间以及广大读者来评判好了。

《巴金论》全书的内容包含着三大板块：一是对于巴金早期世界观的论述；二是对于巴金创作道路的研究以及对其主要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分析和解读；三是研究巴金在继承和借鉴中外文学传统方面的贡献。这三个板块今天看来，后两部分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可以保留的，但第一部分就有必要作些更正了。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在当时写作第一部分时，主要的出发点还是为了撇清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我深知，巴老本人及其家人为了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吃了一辈子的苦头，要想真正让巴老彻底“解放”，这个问题就必须说得很清楚。同时我也深知，这个问题对于我这个研究者来说，也是性命攸关的，因为以往政治运动的教训我是记忆犹新，在这方面有过多少惨痛的回忆！为此，我从下列两方面进行了工作：一是努力证明无政府主义并不是那样的“十恶不赦”，它跟革命民主主义因而也必然跟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思想联系。我不厌其烦地列举出马克思的观点，拿他们跟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相比对，为此我读了许多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以及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其内心的想法就是准备在将来有朝一日不论是巴金还是我本人再被批斗时让那些批斗我的人心生顾忌（如今回想起来，真为当年幼稚的想法好笑，中国历来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好传统，马克思的话能救命吗？）。二是努力证明巴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便让他老人家尽量能脱离干系。

这些做法我以为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在高空仍不时出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的滚滚寒流时，也无可非议。不过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是不够恰当的，因为有些地方分明是在掩饰。

我今天的看法有了改变，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把真话留在世界上来得更珍贵了，我的看法是：

一、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属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律，这一点直至今天也仍然有着现实的意义。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在对旧社会的批判方面都是极其有力的，然而当他们在为自己心目中的未来社会所勾勒的蓝图以及通往蓝图的道路却都带有空想的色彩，只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偏重于感性，而马克思主义则倾向于构建宏大的理论叙事，并对未来的社会发展作了大胆的预测和规划。我们本无须对此多加苛责，因为人类对未来的预知能力是很薄弱的，要求马克思在两个世纪前就规划出今天的世界，那简直就是不合情理。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把创建新社会的理想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这原本就是一个虚妄的想法。原因是无产阶级并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也只是使用工具（包括最新生产工具）的劳动者，而非创造者，他们没有能力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来。由此而推理产生的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到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应该只是个伪命题。不幸的是，这一理论到了列宁、斯大林那里，反而变本加厉，推向极致，制造出无数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无数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凡搞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都出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都在大规模地制造悲剧，这在我国也不例外，从而历史就用实践否定了这一理论。

马克思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他所处在的那个时代，所能见到的最“伟大”的生产力，也仅仅是蒸汽机；他所了解的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几项。而人们之所以永远无法为社会发展历程作“科学”预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新的科学发现是在何处取得突破，永远无法预知由此带来的生产力会产生何种变革，更遑论这样的新生产力所带来的人们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因而人们对未来社会蓝图的勾画就永远带有空想的性质。即以二十世纪的科学发展为例，“相对论”、“量子论”的发现对传统的经典物理学发出极大的挑战，由此产生的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一切是马克思不可能生前就预料得到的。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空想并不是错，人类没有空想就寸步难行，人类就是在不断空想中慢慢摸索、并在不断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中取得进步的。因此，把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质判定为“反动”，这同样是一个伪命题。

二、    巴金理所当然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者。他在青年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带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原因是，他批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积极的方面，而恰恰是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及实践的部分。青年巴金以无比的社会责任担当者的勇气，以苏联革命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错误乃至罪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原本应该给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带来一些警示及借鉴的作用，然而不幸的是，在漫长的大半个世纪中，巴金的提醒不仅不为人所重视，反而成了罗织他本人的罪状，以致非要中国人民付出难以想象的惨烈代价不可，这再一次地证明真正的社会民主对于中国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巴金先生的贡献就能做出更符合真实的评价。这也就是说，它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坚持反封建思想斗争的最长最久的猛士，也是最早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可能产生错误提出警示的伟大思想者。他早年的无政府主义理想，非但没有削弱他对旧社会的批判力、战斗力，而且帮助他利用过去的经验从而最早从“文革”中清醒过来并对革命进程进行反思，成为他清算“文革”写出不朽著作《随想录》的思想利器和思想源泉。

以上就是我对巴金世界观的重新阐释，是为记。

                                       汪应果

                                        于澳门科技大学

2008-11-10

   澳 门 教 学 感 怀

  人的命运真是难以捉摸，我再也没有想到，在我人生的黄昏时分，竟然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

  站在澳门科技大学的讲台上，我感怀万端。特别是当我昨天给新的一届本科生上完了第一次课时，课堂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令我猛然想起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时的情景，那是在五十年前，——那时我还是一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应北京崇文区某职工夜校的邀请，我给他们当了语文老师，上完课的时候，那些年龄比我大许多倍的老职工们也像今天一样响起了掌声。这应该是我教师生涯的开端吧。以后学生的掌声始终陪伴着我，伴随着我到了黑龙江，又回到了南京，最后伴随着我结束了南京大学几十年的教师生活，现在回过头去算一算，我一生教过的学生已超万数——比孔子要多多了。

  人到老年，许多过去的事就常常会像电影似的在脑际闪回，有些细节甚至刀刻斧凿一般。最难忘我从东北调回南京临别的那个晚上，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十二月的寒冬，在黑龙江牡丹江市的某一所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会议室里，男女同学们都陪着我跳舞，打乒乓球，大家都像没事人一样，空气里充满着欢乐。那时候的东北学生，上学偏迟，他们的年龄多数比我大。可是他们对我却十分尊重。火车是凌晨一点多的，就在午夜十二点的钟声敲响时，我平静地把手中的乒乓球拍朝台上一放，说声“走了。”这时，所有的学生，眼里的泪水“哗”地一下子夺眶而出，使我眼前也模糊了。他们替我提着行李，冒着纷飞的大雪和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踏着坚硬如铁、闪着寒光的冰雪，一步一哧溜地走到了车站，然后站立在站台上，不停地跺着脚，直到火车开动时，他们那戴着棉手套的手还紧紧地贴在我的车窗上……

  以后这样动人的场景我经历了许多许多次，每一次都给我留下了心里的温暖。再以后就是在网上，开始出现了过去学生们写我的回忆文章，而令我感伤无比的是，这些学生们也都老了，有的都已退休，甚至有的竟然“走”在了我的前面……其中一部分文章我已把它转载在我的博克上。我说过，被人回忆往往是在这个人死了以后，如今我就像是死过又重新活过来了，因为我的面前又重新出现了我几十年前见过的学生，一样的热情，一样的可爱，一样的朝气蓬勃，他们使我忘掉了生命的将逝。

  我很感谢澳门科技大学的学生们，是他们给我第二次生命，让我再一次感受着学生们爱的暖流。他们再一次让我看到了我的人生价值。看起来，我这一辈子选择老师这一职业是选对了，我是一个好的称职的老师。

 阎崇年挨耳光是谁的错？

   阎崇年签名售书时挨了耳光，网上众说纷纭。我的看法是打人不对，但确有深层次的原因存在。阎崇年挨打是跟他在“百家讲堂”上的讲话有关。需要说明一句，“百家讲堂”我原则上不看，因为开始时曾看过几次，发现新的知识因子很少，我不想浪费生命在这上面。就像我国目前出的图书一样，种类很多，琳琅满目，花里胡哨，大有一片繁荣的景象，但仔细去看，很少新东西，很少独特的创造，多数是炒冷饭，因此我也原则上不看或很少看。

   说到阎崇年，当我听到他把清朝的“文字狱”也能说成是有利于“稳定国家大局”时，真为他如此高级的拍马技巧拍案叫绝，说实在话，连我也差点要骂人了。

   出了打人的事，错在谁呢？有人认为错在我国的“文人相轻”的传统上，错在中国文人看不得别人出名上，错在中国人的嫉妒心太重上。我觉得不竟然。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的网上很少有骂那些学风严谨或是文化人格比较高尚的名人的事发生，比方说，故世的巴金，没人骂过；在世的钱理群、沙叶新、章立凡、邵燕祥等等，也没人骂。要说嫉妒，也应该嫉妒他们才是，但我没看见有人恶搞这些名人。这说明我们的广大网友是非心很分明。而大凡被人在网上恶搞的往往是学风华而不实或是文化人格不那么高尚的“名人”，这似乎已成了一条规律。

   要说错，我以为错在“百家讲堂”的组织者。他们想搞成一个学术普及兼有商业炒作性质的节目，却找来的学者多数并不属于这方面领域的公认的权威，他们的标准是看此人有无摇唇鼓舌的能力，而不是看这个学者有无严肃的思考与研究。要么公权私用，招来的人明知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竟然利用手中握有重要的国家信息传播资源，帮自己的同学出名，人为地制造一个“学术明星”，继而又被某些人捧为“学术大师”；要么招来一个活闹鬼，散布“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为有了婚外恋”这一类的胡说八道。试问这样做，怎能避免人们的诟病？这样做出来的节目有什么严肃性？有什么公信度？

     把学术殿堂商业化、把高雅的研究低俗化，把手中的信息资源的公权力私有化，就是令广大网友忿忿不平之处。

     至于阎教授，坦率说，他的历史观我不苟同，因为它代表或至少说是迎合了当前我国弥漫于影坛及学界的一股美化清廷、为封建专制主义招魂摇幡的思潮，是站在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精神的对立面的。

    利用国家如此重要的舆论阵地，播出这一类缺少学术严谨性的节目，遭到广大网友的抵制，“百家讲堂”的组织者难道没有错么？

    也许“百家讲堂”的组织者心里抱屈，因为他们要考虑节目的收视率。那就请他们看看过去英国广播公司是如何做哲学的节目的吧，在那个影响全欧洲收视率的高深的哲学节目中，他们请出的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一流的哲学家，谈话的内容高度严肃，但却横扫了整个欧洲。

悼吴永坤教授

吴永坤教授走了，走得很突然。

追悼会上拉的横幅是“悼念吴永坤同志”，贴在学校大门口的讣告称他是“退休老师”，但我却称他为“教授”，这是有理由的，留在下面再说。

由系里发的讣告也很低调，对吴永坤的评价是：“一生追求进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云云。令我在看时，猛然联想起几十年前我在中学做班主任的情景，那时每学期结束都得给学生写评语，那真是个苦差事。原因是对于好的学生或是差生，评语都好写，什么“品学兼优”，或是“不遵守课堂纪律”，往往言出必中。唯独中不溜秋的学生不好写，找不出好话，也找不出坏话，最后只能用清一色的“该生一贯要求进步”这一类不疼不痒的套话、空话来应付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我想，吴永坤在领导心目中也只属于这类货色。

昨天的追悼会系里去的人不多，有点冷清，最多的大概要数老吴在一中上中学时的老同学了，一律的白发苍苍。

著名学者鲁国尧教授看了若有所思，问道：“今天来参加追悼会的都是哪些人？”著名外国文学学者余一中教授回答说：“都是钦佩老吴人品的人。”鲁国尧又问：“不来的是哪些人呢？”余一中答：“当官的一个不来。”这话不假，的确，除了系里的领导属于“分内”事必须到场外，其他一个“像样”的官都没来。

其实在中国，当官的与老百姓，两者看人看事的标准是经常不一致的。远的不说，像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之流的大贪官不都是被他们的上峰看上才能提拔到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吗？这些人在民间的看法早就臭的很。就连最近风头正盛的“三鹿”老总不也是被领导器重当上了什么“人大代表”的吗？至于在民间有“好人老周”之誉的周光裕，要不是碰上了一伙打家劫舍的歹徒使他用性命换来一个“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号，换在平时，大概从来就没被当官的看上过。

这真是天大的不幸！

老吴就属于周光裕一类的人。他学问好，人品更好。平时他常常拿高端人物、或是名牌大学的校长们、乃至于本校本系某些架子怕人的“学术权威”们犯下的极低级语法文字错误拿来开涮，他在举这些例子时，简直像是顺手拈来，一抓一把，一点不费力气，反映了他深厚的国学功底。这个人生平嫉恶如仇、刚直不阿、从不溜须拍马，做事光明磊落，几十年来，不管他走到哪里，可说是人口皆碑。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真正共产党人，却曾经被系里的许某人之流严重地迫害过：就在他家人生病、迫切需要系里的关怀时，他被许某人蛮横地扣了工资，还被贴到学校大门口宣布了一个什么“处分”，以致造成他生活的极度困难。这件事后来是不了了之。到底当初是否严重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到底谁是谁非？该由谁负责？历史总是造不了假的。

对于像许某人这样一个被有人称之为“追求民主、自由，但对别人很专制”（大意如此）的人，居然还有人欣赏、赞美，引以为挚友，在这个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同时，却对自己同一个系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展类似中国封建王朝惯用的党同伐异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扮演着拷打孔乙己致残的丁举人角色，令老吴身心都受到莫大痛苦和损伤，这时候，这个人的“人道主义”在哪里？他的“民主自由”又在哪里？其实，向统治者要“自由”却对自己的“治下”大搞专制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正是历代造反农民李闯王、洪秀全之流的恶劣行径，也是造成中国历史甚至今天的现实悲剧的深刻阶级根源。真不知道搞人文科学的文学院搞的是什么价值观！到底这儿还有没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不自相矛盾的价值观？

最后要说到老吴的教授问题了。事实上，到后来，大概是系里也觉得有点对不起老吴了，在他临退休时，给他一个“地方粮票”的“教授”名额，但被老吴拒绝了。事后吴永坤对我说，“我不愿当欺世盗名的‘教授’。想想今天的教授们，多如牛毛，有几人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当年那些国学鸿儒们，多数都不是教授，我跟他们比，差多了，就连鲁迅，也才是个讲师。我还是做我的副教授来的心安理得些。”

这就是吴永坤对待职称的态度。试问，在今日之中国，还有谁能像老吴这样对待名利如此之淡泊？我说，没有！一个都没有！仅此一点，他就是我们道德的典范！他不愧是陆宗达先生的高足，一辈子搞人文，一辈子坚守人文的道德底线。

最近，余秋雨有一个新提法，他认为，“老师”的称谓要高过“大师”，因此他愧不敢当，只能是退而求其次，扭扭捏捏地接受一个“大师”的称号以示谦虚。然而按照常人的观点，“大师”显然又比“教授”要高。因此我想，既然学校封吴永坤一个“老师”的顶级称谓，那么用低了好几级的“教授”来称呼老吴也应是顺理成章的了。

我在给他提的挽联上这样写：

上联是：

               昭若日月经天

下联是：

               耿如江河行地

     有人不这样看，但不论是谁，无可辩驳的一点是，吴永坤的一生坦坦荡荡，干干净净，对人对事永远是一根直肠子通到底，与那类动辄对同志和朋友使出“农民”式“狡黠”的人，形同水火。正是这种“农民”式“狡黠”，造就了我们国家千百万毫无信义之人，轻则利用职权贪污一点中文系装修的费用，重则制造黑心棉、假药、假酒、以至造成中国终日矿难不断、在国际上信用尽失的局面。

      吴永坤是一根人生的标杆，善恶、美丑、正邪……让人看了一目了然。

             三鹿奶粉与襄汾溃坝

  三鹿奶粉令儿童中毒与襄汾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看起来是两件事，实际上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他们都是不法商人通过行贿在公权力的保护下完成的犯罪行为。其共性就是官商勾结。他再一次提醒人们必须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还权于民”，否则，即使是“贞观之治”，也难免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乱”也。

               我上不了自己的博客了

   这两天我打开自己的博客，都会出现一页江苏电信局的帖子，声称我的博客感染了病毒，如果要继续进入，就要你填写自己的姓名、地址等等一系列的个人资料。我看进不了自己的博客，只有另想办法，于是尝试从其他途径进入，这一来总算是打开了，发现既没有病毒，也没有发生其他不幸的事情。真不知道江苏电信局凭什么认准我是中了病毒？

   箇中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也无需去猜，总之，令人不愉快。

   与日本人民永远友好

  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也很感动，我把它摘录一段转帖在这里。平心而论，我对日本国的看法一直不好，这是根源于我自己的家事：我是父母亲在日本大屠杀前逃出南京生在逃难路上的，我们留在南京的大宅院被洗劫、破坏一空，我的一个姐姐死于途中，我从小吃尽了日本鬼子的苦头……我的小说《海殇》就是反映了我的父辈为保卫南中国海海疆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可以说，对那个军国主义的日本的仇恨融进了我的血液之中，成为我的家族刻骨铭心的记忆。

  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笔帐永远记在今天普通日本人民的头上，今天大多数日本人民正在以谦恭的谢罪态度为他们前辈犯下的罪恶赎罪，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在今天的奥运会上，我们也应把“加油”声和爱给他们。

  历史上，日本曾做过中国的学生；今天我们要虚心地向他们求教，他们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此时此刻，我更想起我教过的那些日本留学生——饭村直子、廿乐光子……你们都好吗？

那一刻,我被日本人感动着

           谢亚龙下课！

  本次奥运会出现了一个让国人极其讨厌、人人喊打的人物——谢亚龙。

  这个人我并不了解他，估计了解他的人也不会很多，让那么多的人齐声呐喊“谢亚龙下课！”，估计他也有不少委屈。但实在话，我很讨厌他。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人物居然能引起我极大的厌恶这在我的一生中也是很少有的事情。

  我仔细想想造成我这种心理的原因，一是这个人物每次比赛之前的胡说八道（如在与巴西队比赛前誓言“要让巴西队害怕我们”等等），都让我联想起那些愚昧、颟顸、瞎指挥的清朝官员的做派；比赛后又对女足指手画脚，好像都是人家的不对，他自己像个没事人一样。远的不说，单说男足用了纳税人那么多的钱，却搞得乌烟瘴气，风气极坏，你作为足协的负责人，你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可他从不向国人的真诚检讨、谢罪，充分表现出旧社会封建官员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优越感。二是有关权力部门的表态，如说什么对谢亚龙的处理“即使调动也是平级调动”等等，让人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监督的有名无实。这也许就是谢亚龙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也正是人们高喊“谢亚龙下课”口号的原因所在. 

   去年我的博客上曾写过一篇“中国男足为何上不去的原因新解”的文章，现在看看还是我讲对了。

     《现代中国文学史》终于面世

  《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汪应果、吕周聚主编）“历尽磨难”后终于面世了。

    要说的话似乎很多，最后想想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应该“迎奥运”了！

     在网上又看到一篇学生回忆我的文章，作者相峰当年是十分有才气的，是位少年作家，他写第一部作品时还是个中学生，是我帮他修改出版的，如今看到他的文章里写他自己已是“头发斑白”，不禁感慨系之。

来上一屉小笼包

 相峰

   (2008-7-14 14:29:26)

昨夜去新东方广场观看了大概是今夏最火爆的大片《赤壁》，不小心被这场动漫风格的视听杂烩，坏了一次心目中关于三国英雄的胃口。但我的心情却还不怎么坏，因为再前一天来买票时，就发现了在通向停车场电梯的通道边上，一家名为“一品小笼”的快餐店，翻看了一下揽客小姐递上的彩色菜单，当时就颇让我驻足垂涎。所以来观影前特意留足胃口，想“嗜”一下这家小笼包如何究竟“一品”？发表于中金财富 http://www.iewww.cn

小笼包并非家乡的点心。在我的味觉记忆里，小笼包却占着一处特殊的位置。遥想1985年9月初的某清晨，相峰还是一个背上箱笼，初离家乡求学的半大小子，在硬座火车上颠簸了十多个小时，半夜里终于到达了心目中向往已久的金陵古都，再乘接站的校车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南园。清晨时分，我的班主任老师汪应果先生就来看望我们这批新生了。当年的汪老师，正值盛年，潇洒热忱，睿智高洁。本来陌生的城市和陌生校园，因为有了他的爽朗声音，一下子亲切了起来。记得晨雾缭绕中，汪老师亲切地问我们是否饿了？我一点没客气地点点头。那走，我们去吃早餐去。汪老师就带上我和另两位同学坐进了位于南园门口附近的“南芳园”小吃部。“想吃点什么？”汪老师问。见这几个怯生生的家伙面面相觑，老师微微一笑，那我们就来点小笼包吧，你能吃多少？“包子？”我早被颠空的肠胃像是听到了一声动员令，很不得大声地通过我的嘴巴喊出来，快把我填满吧。但毕竟是初次到校见到老师，我还是得谦虚一下：“三、四两吧”－－这是我在家乡吃芸豆包子的饭量。“好，那就给你每人来上两屉”，汪老师亲自到柜台前排队为我们付了帐。

不一会儿，还蒸腾着热气的包子就端上桌来，七八个屉竟摞了半人高，让我有点瞠目。分到每人面前，是两屉，这圆圆的包子，晶莹透亮，顶着细细的褶子，每一个都捏得非常匀整，引动着我的食欲。这时我可顾不上客套了。伸出筷子就夹一个抛入口中。“慢一点。。。”汪老师大概想提醒我什么，但我已经一口咬将下去。这一口，大概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哇！” 我的舌头已经麻了，咬下去的包子连同滚热的汤汁，本能地被我吐到了醋碟中，连醋带汁溅了一桌，慌乱无比。这时我也顾不上道歉，大张着嘴巴猛吸空气，要冷却一下被烫着了的口腔。我的尴尬失态，引起同桌人的一阵轻笑。“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了，吃小笼包是要有点讲究的。”汪老师给我一个安慰的微笑，并示范给我看，“你要先咬个小口，吹一下，把汤汁冷一冷，先吸汁，再放入口中。我还要沾点醋的。。。”。我照着老师的示范，这才体会到了这小笼包的妙处。那包子夹起来，底部坠着颤颤的汤汁，汤汁里除了肉的鲜味，还有点丝丝的甜，和着香醋的酸，喝下去真是回味无穷。说实在，这餐十六个包子到后来有点让我撑着了。但是那师生初聚的那幕温馨和小笼包的美味，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此后的校园时光里，我这个北方的小子，还爱上了漂着红油鸭血汤，撒着碧绿葱花的阳春面，金黄喷香的鸭油火烧，掺着水的金陵散啤酒，但心目中的第一美食还是南芳园的那屉晶莹的小笼包。在校稍久我方知道，那包子其实堪称南大的一绝，早晚两餐，常常是供不应求。晚自习后赶来，胖胖的大师傅常常一句“没得了”，打发我失望而归。而且价格其实也是不菲。四角钱一屉，要知道，当时23元每月的助学金就能让一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当然没有mp3和笔记本电脑），我也是每每待到奖学金到手才放开犒赏自己一顿。记得历史系的两名同学为某事打赌，“赌注”就是要么剃光头，要么就是请宿舍的男生吃上一顿小笼包。想必汪老师当时的薪水也颇微薄，但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时，他的目光和蔼，充满着爱意，大概已经忘记了学生们的这餐饭用去的是自己刚聊以的养家的铜板。

至今我已经头发斑白，转悠过十来个国家，尝过乱七八糟不少美食了，但因为那特殊的味觉记忆，凡逢小笼包我却总是想一尝为快。即使还在南京时，我就奇怪，为何在著名的夫子庙，怎么就找不到比得上南芳园的小笼包。后来吃过上海城隍庙的馒头（其实就是汤包），武汉的四季美汤包，津门的狗不理，京城的庆丰包子，却总是大失所望。老同学相聚，回忆起旧时光来，竟会异口同声地说“南芳园的那包子的确和其它地方的有些特别。” 最近几年，竟给我在京城里寻找到与南芳园有的一比的吃小笼包的好去处了。那就是隐藏于长安街边，贵友大厦后小巷中的阿文汤包店。店里供应的是淮阳菜，但最绝的还是包子。有时中午约两个同事散步过去，初尝小笼包的故事，当然要说上一段。遗憾的是，虽然美味当前，但暗摸一下自己腹部的赘肉，筷子伸出去，总是要犹豫几分。

昨晚，我在等到几乎不耐烦后终于吃上了号称“一品”的小笼包。汤汁还勉强过得去，但馅却是个死肉疙瘩，疙瘩中间居然还有个空洞可以盛汤，不知店家有什么样的独门“绝技”，我猜是用了颇多的蛋清方可以使肉馅如此“筋道”。正有些失望，忽听邻桌的客人评论道：“这吃包子，其实是什么地儿什么味儿，有时和不同的人来吃，哎别说，你可能就觉得味道不一样。”

闻此言，我当下释然，我心目中那天下美味的小笼包，其实不必再寻了。

    汶川地震与体制优缺

  汶川地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体制的长处和短处。

  诚如媒体所说，我们体制的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干大事，面临困境、险境、绝境时能迅速动员，果断出击，力挽狂澜，成功应战。

  然而地震也震出了不少豆腐渣工程，说明我们的体制平时也容易隐藏错误，一旦错误形成，缺乏制约的机制，普通老百姓几乎完全没有影响权力运作的能力，因而有了错误及时纠正很难很难，往往非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才能幡然醒悟：过去的“文革”、“反右”、“大跃进”等等如是；今天汶川的豆腐渣也如是。我们的应试教育现在仍大行其道将给我们民族的未来收获什么呢？

   灾难让民族浴火重生

  2008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中国海上，没有感受到震感，回来之后，才知道出了大事。本想写点什么，但澳门那边的电脑他们总喜欢安装台湾软件，弄得我网不能好好上，博客也写不了。在境外每天看到世界各地媒体的报道，使我感触良多。

  感触之一是，我们的温家宝同志的废寝忘食的日夜工作，可以说是感动了整个世界。香港的某些媒体以及所谓的“民主派”总是爱搞点花样，这一回有点“失声”了，我想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该如何表态，先是怪罪中国政府没有做好地震预报，继而怪罪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但有一点不好怪罪，就是我们政府在救灾上的确是雷厉风行，再说地震预报世界哪个发达国家都做不到，单单打中国政府的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说自己也没了劲。这说明，不要怕别人如何别有用心，关键是自己腰板硬。

   感触之二是，中国的民众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于是一夜之间，全球舆论大变，以至最反共的西方媒体都整个改变了调门，纷纷发出了赞叹。这说明，一个民族要想得到人们的尊重，关键是自己的素质。

   有位哲人说过，战争要死人当然不好，但它也同时净化一个民族的灵魂。今年开年的几件事——雪灾、奥运圣火被人玷污、大地震，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我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民族正从原先的重形而下、重利忘义中苏醒，人们的身上重又闪现出久违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闪光”，而这才是弥足珍贵的。

   人是在灾难中才焕发人性美德的动物。不管境外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如何预言我们的“崩溃”，我们只要团结一心坚定地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我们就会让他们的预言破灭，而站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只浴火重生的火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