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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ygwang 笔名:凤凰涅槃 地区: 江苏-南京 行业: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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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竹介绍:南京大学教授、博导、作家。 希望跟愿意思索的青年交朋友。
《山楂树之恋》是粉饰“文革”之作
汪 应 果
看了《山楂树之恋》,不觉得有多么好,倒觉得不怎么真实。附带说明一句,这个感觉不是我所独有的,经过“文革”的人们当中不少人与我有同感。
说到“真实”,立刻就会陷入一大堆文艺理论的概念之争,没有意思。记得有人说过,在这个纷纭复杂的世界上,我们总能找到足够的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当然也能找到足够的例子来证明当时确有这样的事“真实”地发生(难道今天谁就敢说完完全全没有纯情之爱吗?)。
问题在于,“山楂树”的纯情在当时有代表性吗?我以为首先要看两个方面:一是考察当时处于决定地位的社会大语境(它左右着当时人们的观念与行为的准则);二是用当时绝大多数人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来比照。
最不真实之处有三:一是“地富反坏右”子女与虽然被打成“走资派”但实为革命干部的子女之间的爱情在当时是不被社会所接受的。今天的人们以为,既然都是被打倒的对象,他们之间为什么不能相爱呢?错了。他们还是两个阵营的人。实际的情况是,往往那些“走资派”的子女为了急于要撇清干系,更需要表现跟“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因而常常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只要想想“文革”初期,武斗闹得最凶、打人最恨,斗“地富反坏右”手段最残忍的“联动”,他们中多数人都属于“走资派”的子女,就明白箇中原因。说白了,“走资派”还是党内的人,一旦落实政策,仍然当他的官;而“地富反坏右”那是绝对的阶级敌人,叫做“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这两者之间的爱情是犯了当时政治的大忌。而影片中居然能得到他们当革命干部的父母亲支持(而且是刚刚被“解放”出来!),这岂非天方夜谭?除非是他们的父母亲不想做官了。
二是“文革”中,教育荒芜,青少年最初的纳粹式“阶级斗争”狂热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一再碰壁,又没有人类的文化知识做精神支撑,许多人都沉沦了。就说“性”吧,我所看到的现实是,不少青少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里没有纯情可言。
我在当时是中学教师,是亲身经历过来的。我所知道的学生间男女的事例多了去了,可以说庸俗的不得了。有的人在红卫兵串联期间就怀上了孩子,我教过的一个张姓女学生“干部”,造反派小头头,到了农村未婚先孕,还逢人就说,“我跟黄某某肉贴肉的感觉没法形容,那根香蕉才舒服呢!”(这句“名言”后来从她插队的农村一直传到学校中来),还有的初中学生就怀孕,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这类故事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也不想说了。我所见到的“文革”中的青少年是十足的堕落!即使是好学生,也处在深深的惶惑之中!哪儿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
三是影片中的“点睛”之处是苏联的“山楂树下”爱情歌曲。这又与“文革”犯冲。殊不知,毛泽东搞“文革”除了想消灭政治异己之外,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批判所谓的“封资修”。“山楂树下”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属于批判的目标。地质队员敢于在那个时代大唱“封资修”,真是不要脑袋了,那时应该唱的是红歌,是样板戏。
我的经历是,由于我大学毕业后曾脱产进修过“苏俄文学”,喜欢唱苏俄歌曲,由于在学生中唱过俄文的“山楂树下”,“文革”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大字报,作为“反党”的罪证之一。这段经历我是一辈子也忘不掉。如今看到张艺谋的“文革”电影里让人们唱“苏修”歌曲 ,顿时产生时空错置的感觉 。
其实“山楂树之恋”所写的情境应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人的爱情,他把它们放在了“文革”时期,所以说是一种故意的美化“文革”,是粉饰之作。
张艺谋有句话,说他最喜欢拍“文革”的片子。不知道他喜欢拍的是什么样的“文革”?如果教人们相信“文革”是个纯情的时代,那就是有意识地说谎和骗人,那就连“伤痕文学”的觉悟都没有了,这实际上是文艺的大倒退,大反动。
认清日本侵略本性 警惕侵略故伎重演
认清日本侵略本性 警惕侵略故伎重演
日本是个资源小国,生存条件的限制使他们迫切地想扩大生存空间,因此一旦有能力,就有侵略的冲动,这是先天的因素所决定的,也算是存在决定意识吧。日本国民与我国国民性有共同的一点就是缺少忏悔意识,因而错误的重复率也高。
今天的钓鱼岛事件,和七十九年以前日本侵略中国的所作所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令我不得不考虑是日本侵略故伎的重演。
故伎之一,日本从来就是,只要自己占了哪个地方,他就认为是自己的,然后就按自己的国内法来对待。当时的东北是他的吗?对不起,他占了,就成了他自己的了;当时的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是他的吗?对不起,他占了,就统统改成了日本的地名,成了他的了。这就是日本的国格、或曰“个性”。我们要懂得它的行为规律,是有史可承的;
故伎之二是:习惯于制造偶发事件,然后小题大做,为侵略行径找借口并扩大事端。当年“九一八”就是利用日本士兵“失踪”事件搞起来的,今天则主动绑架我渔船船长挑起事端。
只是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中国了,中国人要团结起来,准备跟他们斗一斗,抱着“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必要时也抓他一个船长作人质,以彻底挫败他们的侵略阴谋,也让日本国民再一次服用清醒剂,以免重蹈覆辙。
当然,两虎相斗,斗则两伤,但既然他们把我们逼到绝境,那就看哪一方敢于拿出拼死的意志,就能笑到最后。我想用一句美国人的话,那就是要想让对手不能报复,唯一的办法是把他打得趴下来,使他连报仇的想法也不敢有,美国人的原子弹就是这种办法,至今日本人在美国人的面前像龟孙子一样。我想十三亿同胞如果拿出八年抗战的劲头,准备做出牺牲,小日本最后必得败下阵来,原因是因为他们耗不起,还是符合“持久战”的论断。为了我们的广大海域不被日本侵略者侵占,为了我们的子孙不受日本这个强盗邻居的欺凌,这个牺牲是必须的。
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9周年之际
拒买日货,理性回击日方挑衅
此次日方拘留中方船长詹其雄,完全是一次主动的寻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此举国民众义愤填膺、怒火中烧之际,本人建议,不做冲动之举,不烧日货,不毁日店,不伤日民,仅做一切实可行、力所能及的爱国行动:拒买日货,以示抗议。
本人从自身做起,自即日起决不买任何日货(中日合资的除外),直到日本政府无条件放人道歉赔罪为止。
欢迎广大网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迅速在全国掀起这场抗日爱国运动。
方舟子被打,必须尽快破案
方舟子被打,必须尽快破案
方舟子被打,令人气愤,此事已过去好些天了,在人们纷纷为他打抱不平之际,却很少有人催促公安部门尽快破案。人们为他出了不少主意,包括请私人保镖等等,都是需要的,但我以为所有的事不及破案来得更重要,因为只要揪出背后的黑手,绳之以法,后面继续以身试法的人就不会再有了。奇怪的是,此事至今也没有个交代。按理说,北京的公安系统破案高手大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案,有多少难解之处?再说不是还有一把打人者手里的锤子落在方舟子的手中,有了物证还能破不了案吗?
我们希望当地公安部门重视破案工作,给人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最怕的是,此事不了了之,让人疑窦丛生。
我应频繁宣示南沙、西沙、中沙、东沙之主权,不宜宣称南中国海为我之核心利益
近来南中国海局势升温。我以为正确的做法是不停地、大声地向世界宣示我在这些群岛的自古以来的主权,介绍历史背景,相关知识,逐一反驳某些鸟国的歪理邪说,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让国际间认识我之行动有理有据,而不能总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类的软性诉求。宣传攻势有时在主流媒体上,也有时可借民间渠道,有时可以影视、小说形式多层次地宣示,总之是不歇火。
与此同时伴之以渔政船、舰队的巡游、巡视。
但我们不宜宣称南中国海是我核心利益,这个面太宽泛,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毕竟这儿的船只通行量达世界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会引起不明真相的人们的不安,易授人以柄。
这一回,我支持方舟子
这一回,我支持方舟子!
我跟方舟子有过一场争论,主要是就他判断科学真伪的标准提出不同的意见,倒也不涉及他所谈论的具体问题。这场争论方舟子对我的评价不错,而且似乎也表达了自己某些方面知识不足的检讨。其实我从不反对方舟子打假,倒是觉得他这个学自然科学的人,怎么能对二十世纪一些重大的科学发现一无所闻,尤其是量子论的发现已表明了西方实证式自然科学走到尽头,人类的哲学体系面临彻底颠覆,对这样前沿性的思维居然毫不知晓,其观念已相当陈旧了,对此我甚感惊讶。我想他本人大概也可能对我这样一个学人文科学的文学家居然能大谈量子论、相对论感到大惑不解。其实我自小数理的底子就不错,要不是因为大学临考前发现我是色弱,原先我倒是想报考天文和航空的。这个兴趣到了“文革”时,由于红卫兵抄家把我的书都抄光了,我在单位里也不断受到“封资修”的批判,于是整个“文革”期间我除了开会时阅读俄文本的“毛泽东选集”外,就是自学了高等数学并大搞无线电收音机,加上我的两个哥哥都是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所以我对自然科学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说出来的话也不外行。
这一回方舟子把唐骏的假学历的底子翻了出来,我以为是做了一桩大好事。所谓西太平洋大学这一类“克莱登大学”的丑闻,是很有典型性的。不止是国企老总,翻翻今天的党政干部的学历,又有多少含金量?我一辈子从事教育,在高等学校工作了近四十年,太知道这其中的猫腻儿了。许多党政干部的学历,比所谓克莱登的造假还高级,这就是他们的文凭完全是真的,是名牌大学的,但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靠“照顾”(美其名曰“保送”)而不是靠真本领考上的,这属于特权假学历。这一类的打假估计方舟子就很难做了,但我支持他。
中国足球世界杯的缺席是因为官员们正出席世界贪官杯的大赛
中国足球世界杯的缺席是因为
官员们正出席世界贪官杯的大赛
韩国太极虎、日本武士队都正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鏖战,唯独亚洲三强缺了个中国。原因太明显不过了,就是连管足球的官员都带头贪腐,这个国家的足球还有希望吗?记得刚刚看到南勇表态“反腐”时,我就说了一句,这家伙要不带头贪我把汪字倒过来写,果不其然!这种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今日之中国,如按照西方给官员送礼的最高限额标准衡量,几乎可说是“无官不贪”了,其贪污的数额也越来越大,数百万,小苍蝇;数千万,小耗子……动辄数亿!前两天看到报上报道,中山市一个其貌不扬、智能低下的女市长居然能拥有20亿家财!这种体制让权力拥有者不发财都难!
我对中国的前景并不十分看好,除非能把贪腐文化彻底剿灭,但在这种体制下,我不太抱希望,如果要用一句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我的心情,只有两个字:“绝望”。
从《三国》看中国人国民性之卑劣
从《三国》看中国人国民性之卑劣
常言道,“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是古人留下的一句至理名言。
最近,电视剧《三国》热播,拍的不错,演的也不错,但看来看去,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似的……缺什么呢?想来想去,懂了,原来《三国》里写的,太跟现实相像。哪几点相像呢?
一、三国时期的中国人与今日中国人皆无信仰(包括宗教信仰),有的都是赤裸裸的利益——权力、金钱、美女的争夺等等,为此征战杀伐,大动干戈,全然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所谓统一全国,其理由也都是权力利益的遮羞布,虚伪得很。试问魏蜀吴,哪一个统一中国有先进的理念?有哪怕是朴素的民主思想?没有!让人想起今天的大陆与台湾之争。难怪鲁迅要骂中国人是“没有主义的民族”。他所说的“主义”不是指挂羊头卖狗肉的谬论,而是指真正值得人们去以生命相搏的理想与终极追求。
二、三国的政治家争斗之时,就是中国老百姓倒霉之日。中国的历史向来都是用老百姓的尸骨来为所谓的英雄奠基的。当今天那些无聊的学者津津有味赞美三国英雄之时,有几人用批判的眼光指出,所谓三国时期的英雄是拿老百姓的性命在开玩笑!
三、三国人物的所谓智谋皆是以邻为壑,反映了中国人奸诈狡猾毫无诚信可言的一面,即使最正面的人物诸葛亮也仅是愚忠而已。这跟今天的中国人毫无二致。
四、这样的作品当然有价值,这不需要多说。但应该提醒的是,希望学者们有点良心,不要只顾发财捞名声,不去想想你今天的戏说历史,是建立在当时被杀戮的千千万万的你的祖先的尸骨和苦难之上的,要是我,每想及此,是断然笑不出来的。
电视剧《松花江上》最大优点是胡编乱造
电视剧《松花江上》最大优点是胡编乱造
央视一套正在播出的《松花江上》叫人无法看下去,故事情节随意编造,令人不知是否此片在为“愚人节”而量身定作。
仅举一例:主人公彭兴华被鬼子严刑拷打之后,五花大绑投入冰封的松花江中,居然能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长憋一口气,又从冰水下活着出来,此时身上的绳索居然全然解开,脸上的伤痕居然奇迹般地消失了,而且在被一家日本人救了之后,身上拷打的伤口也从不发炎,不仅如此,连踪迹也全无。这简直神了。
我分析,要出现上述的情况,必须满足下列的条件:
1、彭兴华至少具有大魔术师胡迪尼“水下脱铐”的技术,由日本关东军做魔术的托儿,帮他事先造了假;
2、其次,他至少和日本人事前约定,在把他沉江后,所有的行刑日本人及警犬必须在一分钟内全部、迅速乘火箭撤离刑场,一个不留,也不许回头看,哪怕是看一眼,为的是可以让彭兴华迅速从水下冒出头来,换气,迟一点都不行;
3、松花江的水必须比眼下最顶级的抗生素还消炎,不仅消炎,还能迅速愈合伤口,长出新皮肤,令容颜焕然一新;
4、松花江下有一口热锅,令水温保持在二十度以上,让彭兴华手脚自如;
此外如彭兴华等等中国人能随时加入日本关东军穿上他们的军装,这也令我瞠目结舌。就笔者的经历而言,本人年轻时在哈尔滨初溶的松花江上曾一脚踩碎冰层陷入江水之中,顿时脚就冻成了冰坨坨;而我儿时在日伪统治之下也从未见过中国人能混进日本人军队之中的事情发生。总之今天的央视电视剧只能权且当广电部老奶奶糊弄三岁中国人小孙孙的故事来看,是认真不得的。
浅议“汉语新文学”的价值取向
又看到一些学生的回忆
又看到一些学生的回忆,转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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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篇学生的回忆文章——我曾是个很好的画匠
我曾是个很好的画匠
网上看到又一篇回忆我的文章,令我感慨万千,特别是看到了学生拍下的那张照片,那的确是我画的,六公尺高,画了大概一个星期,那时候我的助手是生金陵同学,后来从我这儿“满师”出去后参军成了文艺兵,复员后成了一位很有成就的装潢设计师。哦,那就是我的峥嵘岁月,我有时候都不敢相信,我曾经那么年轻,那么有为吗?我感谢我的学生们在他们的心中拍下了我那永远年轻的音容笑貌,谢谢了。
说到画画,我从未专门学过,地地道道的无师自通。小学时我就参加过一个国际画展,我的画送到缅甸也可能是泰国去展出,学校奖励我的奖品是一包美国巧克力豆。我想自己应该说是有点天赋的。至于油画我更未学过,“文革”中,到处都是毛的画像,其中有一家美术公司的画家(姓名忘了)毛的头像我认为画得最好,我每每下班后就站在这位师傅身后看他画,以后就请教,渐渐地我的技术也跟他靠拢,很得到这位师傅的赏识,于是我就开始了画毛像的生涯,它帮我躲过了无数次无聊透顶的批斗会,并且无数次地坐在高高地脚手架上一面画画,一面低头看那些“牛鬼蛇神”站在我的尚未完工的画像前“低头请罪”。这真是世界奇观,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顶峰”人物才能想得出来。
可是我毕竟只是个画匠,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是不需要创造性的。因为《毛在安源》是江青批准的,因此你只能跟着临摹,学得不像,轻则挨批,重则有杀身之祸。在这种人人自危的压力下,哪有创造性可言呢?中国出不了创造性人才,根子在这里。
至于这幅画本身,我不认为有多大的艺术价值。毛的身躯僵直,缺少动感,哪里是在走路,像是准备跟谁去打架。这样的画,中世纪的欧洲神像多了去了,历史无情,最终,它们都被无情地淘汰。
汪 应 果 老 师 随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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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玩爱好者 发表于:10-01-22 17:26 [只看该作者] |

汪 应 果 老 师 随 想
闲来无事,我经常坐在书房翻看影集。每每看着我在四十多年前,在南京四中大门内正前方的“毛主席去安源”油画前,我班同学王长生用海鸥120照相机为我拍的一张照片时,汪应果老师连续多日站在用两个人字梯架的两块长木板上画画的身影始终在我眼前游晃。
汪应果老师我并不熟悉。
在学校时,只知道他语文教学水平比较高,初高中同学反映都很好。还知道他有一个哥哥叫汪应乐,在学校物理化学教研组,经常往返在物理化学教研组与学校马路对面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之间。
记得有一次学校举办一年一度的《四中之春》,乍听到汪应果老师的朗诵,啊,纯正的北方人的口语,充满激情的语言演译,那真是一种极美的听觉享受!自此,我才知道他是汪应果老师,我才知道汪应果老师是一个有才华的老师,我才知道汪应果老师是一个内心充满激情的老师,我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遐想。
走向社会后,我在业余时间曾和一批爱好文学的青年,组织过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南京太阳鸟文学社》,我在担任该文学社顾问期间,有幸与南京大学的包忠文教授相识,并在与包忠文教授长时间的接触闲聊过程中,才知道汪应果老师已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化经济研究所工作,而且还到外国去讲过学。包忠文教授对汪应果老师赞誉有加。他在给我们讲课过程中多次说过,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队伍中,汪应果老师是为数不多的有水平有个性有希望的教授之一。
正如身在庐山不识其真面目一样,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随波漂流的我们,往往觉察不到时光的流逝。正如我们在学校感觉不到身边老师的谆谆教诲一样。但是,我们的生活却是一篇五彩缤纷、酸甜苦辣的无字之文,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东西,时不时地跳跃而出,向你展示那旧日的风景,向你提示那早已翻过的时间篇章,让你不得不一再感叹:昔日年轻有为的老师们老了!昔日风华正茂的我们也老了!
古人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其实,不上升到这样见贤思齐、见不贤而改之的高度,以人为镜,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可以知时间之无情。
当我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电视主持人在介绍南京大学教授汪应果老师时,我一下子惊呆了,满头的白发满脸的沧桑。我瞬间在想,难道这就是在舞台上充满激情朗诵的汪应果老师?难道这就是站在两块长木板上画油画的汪应果老师?
汪应果老师老了,老得让我们这些学生看了都有点心酸。因为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老师应该永远是年轻的,是不会老的。
南京四中80年校庆期间,汪应果老师也到了。我没有刻意走向前,只是静静地在一边聆听。
让我们感到温暖而欣慰的是,汪应果老师返老还童了。汪应果老师没有老。汪应果老师在南京四中80年校庆期间又如同四十多年前一样--------------
尽管“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已不在。
“反对深刻”
“反对深刻”
我的博客自被封以后,我就不想再写了;后来大概是过了“风口浪尖”,管理者网开一面,又批准使用了,于是我想再唠叨几句。
我的博客让有些人不乐意,是因为我看人看事深刻,常常一针见血,这实际上是跟今天某些人的“和谐”理念不相称的,因此我觉得无聊得很。其实我该早就领悟:当我们把鲁迅的小说从中学课本里删除,换上通俗小说来取代,这就是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反对深刻要从娃娃抓起”。
看看今天的媒体,今天的文学,今天的学术界,今天的“大师”们,有没有思想?一片歌舞升平,一片浅薄平庸……
没有深刻思考的人,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了哲学,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反思自己行为的能力,而人类道德的素养首先是源自于人类对自身行为的深刻审视评判的能力,因而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肯定是一个道德低下的民族。这就是今天中国道德崩溃的深层次原因(而不单单是经济转型这种表层原因)。
试问今天的中国,有像达尔文与华莱士做学术之让的这样高尚的学者吗?我敢说,一个都没有——包括那些“院士”们!
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移民国家处理多族群问题的方法
中国必须学习先进移民国家
处理多族群问题的方法
我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的《中国必须摈弃前苏联的民族政策,创造族群融合的和谐大家庭》的博客文章可能因为转载者太多引起某些人的不高兴,居然把它从我的博客上删去了。这篇文章目的是在维护国家、中华民族的统一、反对分裂,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执政者建言献策,谁会反对它呢?除了“民族分裂分子”还能有谁呢?
目前我人在澳大利亚,目睹这儿全世界多种族融合的情况,联想起祖国的纷纷扰扰,不禁感触良多——人家众多的“民族”来自全世界,怎么就很少有中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呢?很简单,人家没有斯大林的那一套所谓“民族理论”,所有的族裔一律平等,不允许出现任何“种族歧视”——这在法律上是一条很重的罪过,各族群来了就生活在一起,没有任何族群的单独组成的政府机构。我看基本上是和谐的。前些日子出现了印度学生的抗议,那是因为他们抱成了团。可见一抱成团就容易出问题。我想这些经验值得我们的执政者借鉴。
我们很多事情是自找出来的,我们不应该更聪明一些么?
南十字星,我童年的梦幻
南十字星,我童年的梦幻
南十字星,我童年的梦幻,我终于见到了你的芳容。
回顾我的少年时代,曾经是一名狂热的天文爱好者,那时候,像《少年天文学家》、《趣味天文学》一类的书籍挤满了我那小小的书架。我最难忘的经历是第一次在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前看到土星、木星那巨大的身影时心灵所受到的震撼,从此,我就痴迷于夜晚的星空,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熟悉了北半球天空所有的星座。我知道北半球识别方向的星座是小熊星座的尾尖--北极星,我能够从天上那座巨大的星座时钟上报出准确的时间,然而我也有了一个几乎是终生的遗憾,那就是我在那时为自己无法看到南半球的星座而懊恼不已,而在这所有的星座中,我最想看到的是南十字星座,因为我知道这是南半球的水手们在航行中辨别方向的唯一依据,我是多么想看见她呀!
我怀着这样的遗憾度过了大半辈子,这期间我经历了多少坎坷和苦难。当“文革”爆发时,我听到人们唱“抬头看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我就知道当年的工农大众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因为北斗星是不能辨别方向的,它只是围着北极星打转转。果然,我们后来就不停地打转转,转的头晕目眩……
如今,命运却垂青于我,让我竟然就站在了南十字星的星光之下,面对着印度洋的汹涌波涛,欣赏她那骄人的美色。她是那样地祥和、宁静,使我懒于回想丢在彼岸的一切。
我从北斗星下面,走到南十字星的星光下,竟然走了一生,在这一瞬间,竟令我百感交集……
于Melbourne
我说出历史的真话,我拯救自己的灵魂
我说出历史的真话,
我拯救自己的灵魂
我的上一篇博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登出以来,引起国内外媒体及广大网友广泛地关注,其实我说的仅仅是一句历史的大实话,并非我自己独创性的学术发现。
至于主流媒体上的文章我不想发表意见,原因是,根据古希腊哲人的看法,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首先必做的事是把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搞清楚,否则一切免谈,完全是浪费时间。比方说,“五十六个‘民族’”跟国歌中的“中华‘民族’”是否一个概念?是“国歌”正确还是“民委”的话正确?中华民族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第几个民族?我就很糊涂。再比方说,“汉族”与“维族”从概念内涵上能否放在一个层面上并最后归并一块成为平列的逻辑概念我也不清楚。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观”首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最起码要讲形式逻辑,因为这是西方人通往现代自然科学并与大自然进行成功对话的最重要的一条路径。
延用了前苏联的民族自治制度是否真正照顾了各族人民的利益我也说不好,至少在一个主权国家里主流“民族”成为“二等公民”的事我在全世界还没有看到过。当然大哥哥、大姐姐提携一下小弟妹也是中华美德,但这也要大哥大姐心甘情愿还要小弟小妹知情领情。我也知道要想移民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首先就是要考“托福”和“雅思”,分数差一点的门槛儿就过不去。至于汉人是否“杂交”或人种“混合”也属于常识范围的事。否则今天满中国都应该是女真人、契丹人、匈奴人、金人、鲜卑人、蒙古人、满人等等等等……然而现在却很难找到,这里并没有发生过历史上美国白人灭杀数千万印第安人的事,至少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这真奇了怪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我所关心的是中国未来不能分裂(这至少在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因实行同一样的政策已成现实)。如果我的话在未来的世纪里被不幸而言中,那么今天的有些人就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最后说点题外话:中国人很聪明,但也很笨。笨就笨在很不愿意听“灾难性的预言”或谓“预言性批评”,这并非是中国人的智商所致,而纯粹是文化原因。中国人最喜欢歌舞升平,危机意识太差,等到事到临头来不及了,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历史早有先例,我看“7.5”事件就有点那个味道。反观西方发达国家跟我们恰恰相反,最喜欢杞人忧天,危机意识特别强,所以好莱坞、日本影片等等常常拍了不少“灾难性的大片”,用来“吓唬”自己的百姓。对比起来,我还是觉得危机意识强些好。
上个世纪有两个最著名的例子说明中国人如何无视“灾难性预言”而付出沉重代价的:一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说:“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没有人理会他,果然不到二十年日本人差点让中国人灭了顶;第二个例子是巴金,他在年轻时就认真研究了苏共党内残酷斗争的教训,写了不少文章进行批评,很得罪了不少当时的共产党人,搞得郭沫若先生都很生气,但忽视“预言性批评”的后果是,不久在刚刚诞生的工农红军中就开展了对莫须有的“AB团”的大肃反,多少优秀的红军将领、政治干部倒在了自己同志的枪口下,以后更形成了一次次规模浩大的政治斗争运动,让整个民族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我但愿自己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是瞎操心。我说出真话来只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
《我的兄弟叫顺溜》有抄袭好莱坞大片《兵临城下》创意之嫌
《我的兄弟叫顺溜》
有抄袭好莱坞大片
《兵临城下》创意之嫌
《我的兄弟叫顺溜》写的是新四军、日军中两名狙击手的斗志斗勇的故事。
《兵临城下》是好莱坞大片,写的是苏联红军、德国纳粹两名狙击手斗志斗勇的故事。
说前者有抄袭创意之嫌,原因有二:
一是根据2009年6月26日《扬子晚报》刊载的《军事史林》的文章(题为《八路军抗战没有真正的狙击手》)一文的调查报道,当年的新四军、八路军根本没有这样的狙击手(根本没有这种带瞄准镜的武器),甚至连国民党军队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狙击手。
二是狙击手的战术必须要有双方战线相对固定这个前提条件,这是当年苏德战争的环境;而中日战争基本是游击战,因而双方的战线是游动的,无法预先设伏击地点,根本缺乏使用这种战术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是抗日战争中为什么中日双方都未使用狙击战战术的根本原因。
既然连这样的生活基础都没有,这个创意以至于人物只能是杜撰的,空想的,因而也只能是从苏德战场“嫁接过来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部影视故事情节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这种“窃”不能算是“窃”,只是借用罢了。但是《顺溜》电视剧的故事核心就是建立在这个虚假情节之上的,这恰恰是这部剧的最大亮点,如果没有这个情节,《顺溜》就只是一部毫无特色的普通抗日故事剧罢了。因此它剽窃的是“魂 ”。 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中国的学者论文靠抄,文人连创作的创意也要抄,想想很可悲。
从辽宁大学陆副校长剽窃论文的淡定从容说开去……
从辽宁大学陆副校长
剽窃论文后的淡定从容说开去……
辽宁大学陆副校长剽窃论文事被曝光后,有关领导与媒体于第一时间出面为他做了撇清,声称此事非但与他无关,简直就是做了一件学术界的雷锋式的大好事,其态度之淡定从容令人咂舌。我以为,这一报道非常好,好就好在:
一、它让中国学术界通行无阻的“潜规则”彻底曝光。原来中国的林林总总的“学术带头人”都是靠在别人的论文前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而起家的,而自己非但可以一字不著连看一眼都懒得。如此轻而易举地获名获利简直堪称世界学术史上的奇迹 但他们非但不以为耻反而成了光彩之事,足以说明,此规则早已成了学术界的“阳光大道”。它告诉我们,今天大陆学术界就是这一帮人在把持着各级领导机构,他们不学无术,靠权收名,再靠名增权,循环往复,最后成为学术官僚或政界领导人物。这些人的作为,其实跟大陆相当多的房地产开发商起家是一条路子,即靠权圈地,再以地贷款,最后成了自己的产业,使的都是空手道的功夫。这些人成了我们学术界的主流人物。中国社会的不公,就不公在这里,民愤之大,就大在这里。陆副校长想必是“功夫在书外”的高手,要不是此事曝光前途还不知如何限量呢!
二、此事的最大看点是相关单位和人的“淡定从容”。这就好比小偷当场被抓住了手,而小偷的老板连同小偷本人都面色光鲜地说着孔乙己式的“窃书不为窃”。不妨设想,如果“相对论”的第一作者署名变成美国总统,“自然界的数学原理”的第一作者署名变成英国女皇,那么美国总统、英国女皇将以何面目面对世人?但在中国却是“官”的,荣光得很呀!我不相信杨伦在把校长陆杰荣的名字列为第一作者之前没有征求过陆本人的意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有法律的风险。陆杰荣可以不看文章——因为他要看也看不过来,但这类事情他做的多了顺水名利是绝不拒绝的。
两年前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反对当时南大校长蒋树声先生的意见,即认为中国的学术腐败“不是体制性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它的确是体制性的,这体制就在中国制度的“官本位”上,而其实质就是它的“封建性”。我想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可以作出结论了。
为了培育天才,中华文化必须宽容、包容
为了培育天才,
中华文化必须宽容、包容
我的好友发来电子邮件提醒我,“2009年6月7日,是英国数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的阿兰·图灵(Alan Turing)去世五十五周年的日子。1954年的6月7日,42岁的图灵过早离开了人世。图灵的过早去世,至少对当年的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来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
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思考。阿兰 图灵是一位天才,没有他的诞生,今天的我们还不会见到电脑,更谈不上自由地移动着鼠标。可以说,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得益于他的天才的创造。然而很少有人去想想,也正是我们这些得益于他的创造的庸人们,亲手杀害了他。这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时的英国保守风气盛行,警察逮捕了他,法庭审判了他,并强迫他接受整整一年的雌性激素的注射。强制性的“治疗”摧残了他的天才创造的能力,社会的不容更造成他极大的精神压力。在极度痛苦中,他服毒自杀了……
西方人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制造社会悲剧。但他们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们有一个民主制度,他们容许人们自由地表达思想,因而他们犯了错误往往很快就能知错,能接受教训,于是他们很快就修正了自己的法律,给与同性恋者以更宽容的对待。
中国是难以出现天才的,原因是中国有一个“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坏传统。把一种意识形态当成是唯一的思想行为的准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要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是使中国永远被关在现代科学的门外,损失惨重啊!今天的中国同样出不了天才,这一点鲁迅早就指出来过,他十分强调,全社会一定要创造一个容许天才诞生的环境和土壤。可惜他的愿望至今难以实现。
我以为,今天的中国人必须首先学会宽容、包容。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虽然最近几年有所改进,但改进的还不够。我们一定要懂得容忍异端,理解异端,这应该成为全民族共同的规范。其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民族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为了民族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天才,我们必须要有培育天才成长的良好土壤。
为了忘却的纪念
为了忘却的纪念
——追忆王茂雅
2009年5月9日,由我过去教过的“老三届”的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为他们的老同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疯致死的王茂雅开了一个追思会。这些老校友如今都已白发苍苍,和我站在一起,有些人竟然比我——他们的老师,还要苍老。站在王茂雅的墓前,提起那一段峥嵘岁月,许多人不禁潸然泪下。
王茂雅不是我班上的学生,但跟我的关系很好,大概除了她的班主任张再禄老师外,就要数得上我了。这原因就是因为她极爱好文学,爱好文艺。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出自名校,又刚刚从东北的高等学校调入,再加上一个“业余作家”的头衔,在当时的中学生心里,自然是有些崇拜的,所以她也时不时地会找我谈谈心,在谈话中,我才知道她一直有个从事演艺事业的理想。
她给我的印象就是长得很美,性格极其阳光,大大的眼睛里总是漾着笑意,两个小酒窝儿一掀一掀的,盛满着青春欢乐。她极有文艺天赋,多次参加学校话剧团的演出并多次获奖。她的不幸就是她的所谓“出身”,在撒旦的眼里一切都是倒置的,因而注定了她的理想落空,“文革”中,她被送下了农村。
她更大的不幸是她在农村中偏偏爱上了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起插队的知青陈卓然。陈因为写了那首流传极广的《知青之歌》,加上用马克思的书对照了神坛教主的言行,写出了神坛教主“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标语”,于是罪该万死。王茂雅尽管与此事毫无牵连,但因爱情获罪,在数十场的批斗会上,王茂雅都成了陪斗。
我重新见到她就是在她被押送回母校的批斗会上,她面色苍白、面容消瘦,再也不是那样一个天真活泼的阳光少女,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别人命令她说的那些话,完完全全成了活死人。
据说她亲见了逮捕陈卓然那极为残忍的场面,据说枪毙陈卓然的现场仍然让王茂雅在一旁陪绑。她就这样被逼疯了。她完全被社会抛弃了,没有人理她,连家里人都骂她。
不久她就在家中上吊自杀了……在她临死前的几天,我在校园里还看到过她,她眼光直直地,望着我,如视若无物。我当时的确产生过想跟她谈谈心的冲动,但我不知该如何去谈,我作为一个“黑五类”,与她同为“戴罪”之人,我能说什么呢?
后来当我得知她自杀后,我心中的悔恨无以复加:我想,如果当时我跟她谈了心,如果我当时给她一点点温暖,她还会自杀吗?几十年来,这眼光却常常跟定着我,令我自责,令我悔恨。但是定下心后,我又会问自己,即使以我今天的觉悟,让我重新回到时光倒流的那个年代,让我重新面对选择了死亡的她,我能讲什么呢?告诉她这必定是冤假错案,让她鼓起勇气生存下去?那么面对一个被整天要求做揭发交代的精神病患者,我的这些话非但不会缓解她精神压力,反会成为“阶级敌人腐蚀青少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那么我的劝导有用吗?我不仅自己要搭上一条命,还要她多增加几次批斗会的痛苦,为的是逼她再交代背后我这只“黑手”的“罪恶”……我这才懂得,在那样一个封建专制极端黑暗的阿鼻地狱中,我们已是无可选择。萨特的“选择”权力在中国是不存在的。鲁迅说,中国是严丝合缝的漆黑的铁屋子,在这里,每天都演绎着“吃人”和“被吃”的悲剧,说得多么“偏激”,多么“片面”,又是多么深刻啊!
王茂雅走了三十多年了,一个花季少女她没有任何过错,仅仅有一个文艺的喜好,一个梦想,就这样被无情摧残,最终无声无息地陨落了,我还能说什么?我还有什么说的价值?
谁之罪?谁之罪!
难道十年“文革”被屈死、冤死的几千万冤魂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忘却”吗?
难道我们就不该有人出来向全国人民谢罪么?
制止官员出境赌博的办法
制止官员出境赌博的办法
澳门科技大学地处世界著名的“威尼斯赌城”的斜对面,每次我进关出关都要乘坐赌场的大巴,穿越赌城。在这里,我看到了大批来自国内的赌客,他们构成了参赌人员的大多数,其中不乏官员们。
中国官员参赌早就不是个秘密,我国政府估计也很头疼,因为大量的民脂民膏就这样被这些官员们挥霍一空,谁看了都会心疼。
对于这一情况,澳门人是高兴的——澳门人有一个很可爱的优点,就是他让别人来赌,而自己是很少有人参赌的。于是,我在澳门街头就看到了一则“广告”,曰:
中央放松内地人民港澳游,
美国人高兴了,
澳门人高兴了……
他们是怎样制止自己的官员来赌的呢?
很简单,就是在赌场所有的进口都设录像头,凡是发现有当地官员的面孔一律统统开除。
我想,大陆不妨照搬这个办法,一是在各赌场安插安全部人员,二是每周调出录像资料,比照入境的官员的通行证照片,发现一个,开除一个 ,未几,官员参赌之风可肃矣。
其实真正想禁赌并不难,只要有决心就能办到,就怕查出来的是自己的亲属或亲信,因而拿不出决心来。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人人捏着钞票的一角,对着阳光照了又照;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越是“地位显赫”,就越要怀疑他的文凭从哪儿过了水,抄了哪一条近路;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权威”,只是他们印满名片的官衔,或是一长串编写的篇目,却让人想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属于他自己的学术发现。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即使遇到处境凄凉、令人同情的乞丐,也要担心可能面对的正是位百万富豪;
从没见过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每一口空气,每一口食物,每一个处方,每一件商品,每一样广告,每一条信息,都令人生疑,都能藏着猫腻儿,都恨不得找个把门的质检员……
当美国船长从索马里海盗枪口下舍身救下自己船员,当美国机长指挥失事飞机降落在河面从而挽救了机上所有的性命,当英雄举动成了他们的日常行为习惯时,当中央电视台倾举国之力搜寻出一名“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却发现原来是个罪犯时,中国,你让我对你说什么?
当社会失去了诚信,珍珠也要蒙尘,黄金将不再发光,离心力将冲破凝聚力,整个民族将会像星体的爆炸,从此只留下死亡的坟墓,在宇宙中孤寂地游荡……
一个缺少制约、平衡的权力结构,必然造就亿万“冷漠”的民众,必然培育不出国民的自尊、自爱的精神,必然产生不出一个公民社会。这是全世界早就被实践所证明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中国人,难道你真的不懂吗?
又回南京有感
永恒的微笑——纪念赵梅君老师
永恒的微笑——纪念赵梅君老师
赵梅君老师是在我离开南京到澳门的前一天去世的,当时我就想写一篇悼念她的文章,但我的博客像是跟我开玩笑,横竖是登录不上——简直令人怀疑我的ID是否遭人封锁,于是只有作罢;等到了这边后,诸事繁杂,加之台湾软件的“作梗”,也就放了下来。但我终于还是登上来了,决定还是补写一篇。
我和赵梅君老师交往不多,记得我和她的初次见面是在三十多年前她的家里,那时候她的先生邹恬教授还健在,邹先生是我们现当代教研室的主任,正领着我们搞好几个科研课题,于是我就时不时地到他们家里去讨教,就这样见到了赵老师。她给我的印象就是待人亲切、和蔼,脸上总带着淡淡的微笑,有点蒙娜丽莎的韵味。以后去的次数多了,也就会有些交谈,这时你就会发现,赵老师是属于那种仅凭直觉就可以完全信任的那一类人,在她的面前,你完全可以敞开心扉,你不用有任何顾忌,你会有安全感,而她,总是倾听你的话,会为你设身处地着想。像这样的人,在我的一生中遇到的很少,也遇到的很早,最早就是那些以我们家作联络据点的地下共产党青年学生,还有一位就是当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人生启蒙老师的谢家极(她后来是南京大学气象系的党总支书记,“文革”中吃尽了苦头)。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什么叫做“无私无畏”,什么叫做“光明磊落”。
不妨说,正是他们这些人让我自幼就看到了共产党的美好的那一面。赵梅君老师入党很早,她也属于这一类人。只要看看她的一生,可以说她向社会索取极少极少,所想的都是如何更多地奉献给他人:她曾经叱咤风云,学生时代即担任南京大学的学生会主席,照理留校后满可以向组织提要求,飞黄腾达,但她没有这样做,甚至她连自己的职称都从来没有去要过;她曾教授俄罗斯文学,我刚到南大时也曾听过她一次课(原因是我早年大学毕业后曾专门脱产进修过俄语和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到南大后想了解南大这方面的实力),那次她讲的是契科夫的《草原》,很有感染力,教室里仿佛充满着俄罗斯大草原的气息,但是后来说不上是什么原因,这门课好像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表上被永久取消了,当时我也有点纳闷,一所名牌大学怎么能不学俄罗斯文学?是不是南大曾是“学衡”派的天下,英美派势力大?总之赵老师从此有点坐了冷板凳,不过她也从没有抱怨过什么,而据我所知,系里那个“特殊人物”为了多拿讲课钱,还硬挤到海外的博士班里去上跟他们专业八杆子打不着的课程;直到后来她得了脑瘤,别的人往往小病大养,她却是默默支撑,因为她开不起伽马刀,这一次她算是向组织提出来了,有一天我路过系总支门口,听见赵老师哭着对书记说,“我一辈子很少看病,公费医疗费几乎从来不用,难道这一次的开刀费用就不能用公费治疗吗?”谈的结果当然是不行(级别不够嘛),从此她就绝口不提了,我后来问起她来,她总淡淡一笑,说,“我已不需要开刀了,病情稳定了……”她就是这样的人,总不想给别人、给组织添麻烦,什么事总是自己抗起来;直至这次最后的辞世,她也不要学校给自己发任何讣告,不要任何人为她开追悼会,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
其实她是很有政治资本的,直到她去世后,我才听说她还曾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在中国这个封建思想十分浓厚的国度,换了旁人,这个面对“龙颜”的经历就可以令她大红大紫,但是她却从不对人提起,更不用说想到拿来为自己捞些好处了。在她的身上,与其说是一个政治人,不如说是一个道德人,她集中体现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中好的要求,后来毛泽东批了《修养》,于是今天的党员就什么修养也没有了。
不过她的不幸也就在此,因为组织要求她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人,而她偏偏嫁给了一个跟她几乎一样的道德人——邹恬教授,更为不幸的是,偏偏邹恬又是个毫无“资产阶级习气”的所谓“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于是组织上就一次次要求赵老师组织对她丈夫的批判。在这样严酷的的选择中,赵梅君坚定地选择做一个道德人。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共产党曾经有过的两种形象——一度的“道德自我完善”与无休无止的对外对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前者还让人们有所怀念,后者则早就令人反感了。当今天的荧屏上仍然起劲地表现以往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壮观”场面时,我是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的——我不禁在想,难道历史就真的必须这样去走吗?如果这是人类的普遍规律,为何其他发达国家不这样去走反而比我们还要富裕?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必须走互相残杀的路?真的就别无他路可走了吗?前辈们就没有 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吗?
这话当然说远了,回到赵老师的身上,我不禁佩服她出于对道德的坚守而做出的正确选择。这原因不为别的,就在于她身上有一种荣辱不惊、贫贱不移的大个性,而这才正是历史所肯定的,也正是我要纪念她的地方。
在自然界中,能有如此坚定品格的物种,唯梅而已!赵梅君先生正是梅之魂,梅之韵,她能走得如此洒脱,不正因为她深知梅的魅力不在于外在的张扬,而在于那身后的“暗香流动”,在于那永恒的蒙娜丽莎的微笑之中吗?
2009年3月5日于澳门科技大学
在澳门过元宵节有感
在澳门过元宵节有感
今年的元宵节是在澳门过的,太太很好奇,要我在央视节目结束后一起到外面去走走,原因不为别的,一是看看大而亮的圆月,二是看看澳门人有没有放鞭炮——太太平生是最反对放鞭炮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令她彻夜难眠。在她看来,澳门人既然如此迷信,如此想发财,连总署的广场上都扎的是金元宝灯笼,那么鞭炮是不能不放的了。但是出乎她的意料,澳门是处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声鞭炮声。她于是服了,懂得了什么叫做法制社会。而我也知道,此时此刻,大陆里肯定是震耳欲聋,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第二天从境外媒体上看到,央视大楼旁因放鞭炮引发了大火……
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愿接受教训。几年前就因为引发大火以及伤及儿童于是发布禁止燃放鞭炮的命令,但过不久就有一些什么民俗文化学者出来说什么没有鞭炮声就没有年味儿等等,放了一通屁,于是当局为了取悦广大民众——严格地说是农民或农民意识浓厚的城市人,居然又解禁了,于是越发地无法无天,于是儿童的手、眼又在爆炸中纷纷为那些民俗学者的学术成就作出奉献,于是刚刚建起来的大楼又付之一炬……
中国是个农民国家,中国式革命总脱不出农民革命的范畴,任由农民意识驰骋的国家就只能永远在原地打转转,这就是我在元宵节晚上的感悟。
小幽默——关于中国新闻报道的“三段论”
小幽默——关于中国新闻报道的“三段论”
日前,笔者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那里听到关于我国新闻报道的一个小段子。他们说,我们的电视新闻报道每天分三段内容,可总结为三句话:
第一句话:我国的领导真忙;
第二句话:我们的百姓真欢;
第三句话:外国的生活真惨……
供网友一笑。
有关吴永坤“处分”问题的后续……
有关吴永坤“处分”问题的后续……
2008年除夕,文学院“辞旧迎新”的晚宴上,我们原先的退休支部书记杨子坚老师与屈兴国老师告诉了我一个信息。他们说在我赴澳门授课期间,他们去了南大党委会,了解了吴永坤生前受“处分”的事情经过。事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全清词》的纠纷,学校在中文系当时系主任的要求下的确给了吴永坤一个“记过处分”,而且在校大门口张榜公布过。
到了2003年,由南大党委书记韩信诚、校长洪银兴、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朱家维开了一次会,决定撤销吴永坤同志的处分。学校领导并不认为这个处分是恰当的,加上这时候面临《全清词》的出版必须有吴永坤同意的签字,于是撤销处分就成了必选。
然而时隔多年,这个撤销处分的决定至今中文系(即今之文学院)从未对全系师生宣布过,以至全系师生至今全然不知晓。据说当时坚决反对撤销处分的人就是许某人,并且坚决抵制对全系师生宣布此决定。
我不是当事人,不清楚情况,但听此信息不禁要问,对于学校领导的决定,是谁敢于一手遮天?这不是搞独立王国又是什么?对此我们必须要求学校查清事件的经过,查清哪些当事人,追究他们的责任,还事件一个本来的面目。我们拭目以待。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人死都死了,再捡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什么意思呢?我不这样看。我向来反对中国人的这套观念,不讲是非,不讲原则,不接受教训。因而中国人错误的重复率特别高,再说吴永坤同志不是至今还没有宣布“平反”吗?
也许有人又会说,不是你的事,这于你又有何关呢?这也是我一向反对的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特自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凡事总在和稀泥;而西方人的想法多数是,这事如果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怎样想?假如你是吴永坤,有人硬要从你的手中把你从北京搞来的的科研项目生生夺走(《全请词》最后出版要老吴签字就证明了吴永坤同志在其中的作用),只因为你反对就处分你、扣你的工资,你会怎样想?
我一生很少为自己的委屈发怒,绝大多数是为了别人。年轻时仗着自己有点武功常常“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后来在系里也只为过两件事:一是为了杨正润教授的遭受不公“拍案而起”,此掌震动得大洋彼岸也纷纷来电话询问;二是为着吴永坤的“处分”,因为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人身迫害。我想历史是不能被欺骗的。
这篇博客我当然知道很可能是石沉大海,没有人理会。但我想有个比较:我在澳门时,因当地游泳池某服务员态度不好,我向特首写了封信,不久就得到了特首办及体育发展事务局两方面的回信,事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在内地,却很少有领导来倾听我的意见,这就是体制的不同,我们的“民主”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我希望这件事从此改变我对内地体制的认识。
回家的感觉是什么?
回家的感觉是什么?
圣诞将近,我从澳门回到了南京的家。在澳门那边,博客基本上是上不了的,因为澳门人喜欢用的是台湾软件,我打开来就只有乱码了,于是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上博客。
其实,南京的家对于我就只是一栋住宅而已——儿女皆不在身边,老伴跟我是一同从澳门回来的。这么说来,家就仅仅是房屋了。但是又不竟然,虽然我喜欢澳门的干干净净 ,虽然我喜欢澳门的游泳池,虽然我喜欢澳门人的懂文明礼貌,虽然我喜欢澳门的气候温和……但是我还是觉得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最喜欢的是,我可以一个人在秦淮河边漫步,走累了,就独自坐在河边的长椅上,任思绪云舒霞卷,浪起浪落,此时一些灵感会倏忽而至,如电光石火,如白驹过隙。于是我就由着这股思绪把我推向一个幻想的国度。
有时我一个人会坐到很晚很晚,看飞鸟急匆匆地从四面八方赶来,然后聚集在清凉山顶的树丛上空盘旋,最后选中了树枝,安然地收拢了翅膀。最后暮色四合,万籁具寂,这时我才觉得生平第一次有闲空来欣赏寂静之美。
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往昔的岁月不召自来地涌到眼前,如大潮扑面,你想躲也躲不掉。在潮涌当中,我看到了我童年的影子,看到了我青年的身姿,看到了我中年、壮年的面容,看到白雪渐渐覆盖了我的头顶……其中我最难忘的是童年做日本亡国奴的苦痛以及“文革”的屈辱,这两件事是我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于是我记起了母亲如何带着我去挤队买“配给粮”,日本人在我的手臂上画上符号,回家后我吃了这样的“粮食”大便干结如石,母亲只能用手指从我的肛门里抠 ,我又记起了我在日本人的“王道乐土”中如何地长满一身的疮疥,好多次高烧不醒,濒临死境。后来,老蒋回来了,不久,毛泽东也接踵而至,大家都生活在理想的狂热之中。忽然“文革”降临,让我又一次撕开了蒙在现实表面的那层面纱,看到了政治最残酷丑陋的另一面。我记起了“红卫兵小将”们是如何逼我弯下腰去舔舐他们故意泼在地上的稀饭,记起了他们是如何要我跪在毛泽东的像前用钢丝鞭抽打着我的头顶,只因为我“出身反动家庭”,而那时的我,才不过二十多岁;记起了我的有“模范教师”称誉的三哥汪应乐是如何地被“造反派”用带有铁块的鞭子打得从腰部直至大腿根部一片瘀黑的情景;记起了我的老爸,一位亲手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去江西苏区参加革命(后来当了赣东北苏区文化部长并英勇牺牲)的晚清爱国海军将领,一个保“南中国海”国土有功的真正的烈属,是如何地被逼得绝食而死……
我想起了这一切。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个糟老头,你为什么总要想这些丧气的事,说明你是真正落伍了。不对,我是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也在总结我们民族犯过的错误:我始终怀疑,把毛泽东的那廿七年说成是“体现社会公平正义 ”的评价是否真实?在我看来,那廿七年中除了反右之前的那几年还因为毛的力量还没有通过党内斗争独自做大因而还保留了共产党人的一股刚刚夺取政权的革命朝气外,以后就难说了,毛把那么多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打入另册、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以另一种封建专制的阶级压迫取代原有的阶级压迫,是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宗旨的。
往事如烟,往事如烟,但过去的难道就真的悄然无声?过去的一切难道就能够轻轻抹去?这两件事恰恰是中日两个民族所最为忌讳的事:日本人至今不为侵华战争道歉;中国至今不愿建立“‘文革’纪念馆”,这再一次证明,无论中国、日本,都是属于缺乏忏悔意识的民族,都是属于喜好文过饰非的民族。
但是我不会忘却,因为我知道,思考自己的错误往往使民族变得深沉,而一个总喜欢陶醉在成就之中的民族往往会变得浮躁轻飘。一个民族,还是多有一些喜欢思考的人为好,在我有生之年,我定要将这一切写出来。
于是我这才懂得,原来,回家的感觉,就是重新捡起记忆的感觉,家就是一种弥足珍贵的记忆。
夜色渐渐浓了,飞鸟也入了窝。我想起了老庄的一句话:“飞鸟投林,不过一支”,这是参透了人生哲理的感悟,如今,对世界、对人生,我不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