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下课！

  本次奥运会出现了一个让国人极其讨厌、人人喊打的人物——谢亚龙。

  这个人我并不了解他，估计了解他的人也不会很多，让那么多的人齐声呐喊“谢亚龙下课！”，估计他也有不少委屈。但实在话，我很讨厌他。一个我所不了解的人物居然能引起我极大的厌恶这在我的一生中也是很少有的事情。

  我仔细想想造成我这种心理的原因，一是这个人物每次比赛之前的胡说八道（如在与巴西队比赛前誓言“要让巴西队害怕我们”等等），都让我联想起那些愚昧、颟顸、瞎指挥的清朝官员的做派；比赛后又对女足指手画脚，好像都是人家的不对，他自己像个没事人一样。远的不说，单说男足用了纳税人那么多的钱，却搞得乌烟瘴气，风气极坏，你作为足协的负责人，你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可他从不向国人的真诚检讨、谢罪，充分表现出旧社会封建官员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优越感。二是有关权力部门的表态，如说什么对谢亚龙的处理“即使调动也是平级调动”等等，让人感到社会主义制度下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监督的有名无实。这也许就是谢亚龙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也正是人们高喊“谢亚龙下课”口号的原因所在. 

   去年我的博客上曾写过一篇“中国男足为何上不去的原因新解”的文章，现在看看还是我讲对了。

     《现代中国文学史》终于面世

  《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汪应果、吕周聚主编）“历尽磨难”后终于面世了。

    要说的话似乎很多，最后想想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应该“迎奥运”了！

     在网上又看到一篇学生回忆我的文章，作者相峰当年是十分有才气的，是位少年作家，他写第一部作品时还是个中学生，是我帮他修改出版的，如今看到他的文章里写他自己已是“头发斑白”，不禁感慨系之。

来上一屉小笼包

 相峰

   (2008-7-14 14:29:26)

昨夜去新东方广场观看了大概是今夏最火爆的大片《赤壁》，不小心被这场动漫风格的视听杂烩，坏了一次心目中关于三国英雄的胃口。但我的心情却还不怎么坏，因为再前一天来买票时，就发现了在通向停车场电梯的通道边上，一家名为“一品小笼”的快餐店，翻看了一下揽客小姐递上的彩色菜单，当时就颇让我驻足垂涎。所以来观影前特意留足胃口，想“嗜”一下这家小笼包如何究竟“一品”？发表于中金财富 http://www.iewww.cn

小笼包并非家乡的点心。在我的味觉记忆里，小笼包却占着一处特殊的位置。遥想1985年9月初的某清晨，相峰还是一个背上箱笼，初离家乡求学的半大小子，在硬座火车上颠簸了十多个小时，半夜里终于到达了心目中向往已久的金陵古都，再乘接站的校车到了位于市中心的南园。清晨时分，我的班主任老师汪应果先生就来看望我们这批新生了。当年的汪老师，正值盛年，潇洒热忱，睿智高洁。本来陌生的城市和陌生校园，因为有了他的爽朗声音，一下子亲切了起来。记得晨雾缭绕中，汪老师亲切地问我们是否饿了？我一点没客气地点点头。那走，我们去吃早餐去。汪老师就带上我和另两位同学坐进了位于南园门口附近的“南芳园”小吃部。“想吃点什么？”汪老师问。见这几个怯生生的家伙面面相觑，老师微微一笑，那我们就来点小笼包吧，你能吃多少？“包子？”我早被颠空的肠胃像是听到了一声动员令，很不得大声地通过我的嘴巴喊出来，快把我填满吧。但毕竟是初次到校见到老师，我还是得谦虚一下：“三、四两吧”－－这是我在家乡吃芸豆包子的饭量。“好，那就给你每人来上两屉”，汪老师亲自到柜台前排队为我们付了帐。

不一会儿，还蒸腾着热气的包子就端上桌来，七八个屉竟摞了半人高，让我有点瞠目。分到每人面前，是两屉，这圆圆的包子，晶莹透亮，顶着细细的褶子，每一个都捏得非常匀整，引动着我的食欲。这时我可顾不上客套了。伸出筷子就夹一个抛入口中。“慢一点。。。”汪老师大概想提醒我什么，但我已经一口咬将下去。这一口，大概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哇！” 我的舌头已经麻了，咬下去的包子连同滚热的汤汁，本能地被我吐到了醋碟中，连醋带汁溅了一桌，慌乱无比。这时我也顾不上道歉，大张着嘴巴猛吸空气，要冷却一下被烫着了的口腔。我的尴尬失态，引起同桌人的一阵轻笑。“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了，吃小笼包是要有点讲究的。”汪老师给我一个安慰的微笑，并示范给我看，“你要先咬个小口，吹一下，把汤汁冷一冷，先吸汁，再放入口中。我还要沾点醋的。。。”。我照着老师的示范，这才体会到了这小笼包的妙处。那包子夹起来，底部坠着颤颤的汤汁，汤汁里除了肉的鲜味，还有点丝丝的甜，和着香醋的酸，喝下去真是回味无穷。说实在，这餐十六个包子到后来有点让我撑着了。但是那师生初聚的那幕温馨和小笼包的美味，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此后的校园时光里，我这个北方的小子，还爱上了漂着红油鸭血汤，撒着碧绿葱花的阳春面，金黄喷香的鸭油火烧，掺着水的金陵散啤酒，但心目中的第一美食还是南芳园的那屉晶莹的小笼包。在校稍久我方知道，那包子其实堪称南大的一绝，早晚两餐，常常是供不应求。晚自习后赶来，胖胖的大师傅常常一句“没得了”，打发我失望而归。而且价格其实也是不菲。四角钱一屉，要知道，当时23元每月的助学金就能让一名大学生完成学业（当然没有mp3和笔记本电脑），我也是每每待到奖学金到手才放开犒赏自己一顿。记得历史系的两名同学为某事打赌，“赌注”就是要么剃光头，要么就是请宿舍的男生吃上一顿小笼包。想必汪老师当时的薪水也颇微薄，但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时，他的目光和蔼，充满着爱意，大概已经忘记了学生们的这餐饭用去的是自己刚聊以的养家的铜板。

至今我已经头发斑白，转悠过十来个国家，尝过乱七八糟不少美食了，但因为那特殊的味觉记忆，凡逢小笼包我却总是想一尝为快。即使还在南京时，我就奇怪，为何在著名的夫子庙，怎么就找不到比得上南芳园的小笼包。后来吃过上海城隍庙的馒头（其实就是汤包），武汉的四季美汤包，津门的狗不理，京城的庆丰包子，却总是大失所望。老同学相聚，回忆起旧时光来，竟会异口同声地说“南芳园的那包子的确和其它地方的有些特别。” 最近几年，竟给我在京城里寻找到与南芳园有的一比的吃小笼包的好去处了。那就是隐藏于长安街边，贵友大厦后小巷中的阿文汤包店。店里供应的是淮阳菜，但最绝的还是包子。有时中午约两个同事散步过去，初尝小笼包的故事，当然要说上一段。遗憾的是，虽然美味当前，但暗摸一下自己腹部的赘肉，筷子伸出去，总是要犹豫几分。

昨晚，我在等到几乎不耐烦后终于吃上了号称“一品”的小笼包。汤汁还勉强过得去，但馅却是个死肉疙瘩，疙瘩中间居然还有个空洞可以盛汤，不知店家有什么样的独门“绝技”，我猜是用了颇多的蛋清方可以使肉馅如此“筋道”。正有些失望，忽听邻桌的客人评论道：“这吃包子，其实是什么地儿什么味儿，有时和不同的人来吃，哎别说，你可能就觉得味道不一样。”

闻此言，我当下释然，我心目中那天下美味的小笼包，其实不必再寻了。

    汶川地震与体制优缺

  汶川地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体制的长处和短处。

  诚如媒体所说，我们体制的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干大事，面临困境、险境、绝境时能迅速动员，果断出击，力挽狂澜，成功应战。

  然而地震也震出了不少豆腐渣工程，说明们的体制平时也容易隐藏错误，一旦错误形成，缺乏制约的机制，普通老百姓几乎完全没有影响权力运作的能力，因而有了错误及时纠正很难很难，往往非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后才能幡然醒悟：过去的“文革”、“反右”、“大跃进”等等如是；今天汶川的豆腐渣也如是。我们的应试教育现在仍大行其道将给我们民族的未来收获什么呢？

   灾难让民族浴火重生

  2008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南中国海上，没有感受到震感，回来之后，才知道出了大事。本想写点什么，但澳门那边的电脑他们总喜欢安装台湾软件，弄得我网不能好好上，博客也写不了。在境外每天看到世界各地媒体的报道，使我感触良多。

  感触之一是，我们的温家宝同志的废寝忘食的日夜工作，可以说是感动了整个世界。香港的某些媒体以及所谓的“民主派”总是爱搞点花样，这一回有点“失声”了，我想他们大概也不知道该如何表态，先是怪罪中国政府没有做好地震预报，继而怪罪中国的豆腐渣工程，但有一点不好怪罪，就是我们政府在救灾上的确是雷厉风行，再说地震预报世界哪个发达国家都做不到，单单打中国政府的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说自己也没了劲。这说明，不要怕别人如何别有用心，关键是自己腰板硬。

   感触之二是，中国的民众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于是一夜之间，全球舆论大变，以至最反共的西方媒体都整个改变了调门，纷纷发出了赞叹。这说明，一个民族要想得到人们的尊重，关键是自己的素质。

   有位哲人说过，战争要死人当然不好，但它也同时净化一个民族的灵魂。今年开年的几件事——雪灾、奥运圣火被人玷污、大地震，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我高兴地看到，我们的民族正从原先的重形而下、重利忘义中苏醒，人们的身上重又闪现出久违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闪光”，而这才是弥足珍贵的。

   人是在灾难中才焕发人性美德的动物。不管境外的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如何预言我们的“崩溃”，我们只要团结一心坚定地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我们就会让他们的预言破灭，而站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一只浴火重生的火凤凰。

 谁是“感动中国”2008年最佳人选？

  我提议：

  第一号人物：海外奥运圣火护卫团的群体

  这些人包括为祖国荣誉进行抗争的所有海外华人，是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为远在天边的祖国铸成了一道铁的长城。

  建议在表彰大会上，把来自各大洲的所有被“藏独”分子打伤的人统统请到主席台上，因为他们的血是为祖国而流的。他们不是打不过那些“藏独”分子，而是为了让西方人们认清那些“藏独”分子的卑鄙丑恶嘴脸。

  第二号人物应是：广大中国爱国网民群体

  西方媒体称：“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此次西方政客们前倨而后恭，其原因盖在于此。是广大爱国网民的串联才燃起令西方政客们胆战心惊的熊熊大火。他们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有同意本文观点者，请将此博客广为张贴。谢谢。

                                    汪应果于澳门科技大学

 绝不原谅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恶意诽谤

  此次拉萨骚乱，我在境外，从头到尾看到了西方媒体如何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指鹿为马、栽赃陷害的卑劣伎俩。我这才真正懂得了西方社会，特别是当他们在人证物证面前，仍然拒绝认错道歉，更加深了我对他们的厌恶。可以说我在外面看得很清楚，整个事件就是一小撮“藏独”分子与几个西方国家的卑鄙政所一手导演出来的，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集体大陷害。

  西方政客与媒体的傲慢无礼激起了全球华人的一致抗议，全球华人愤怒了！

  对于那些至今拒绝认错的西方媒体和政客，咱们中国人要刻骨铭心地记住：决不原谅！

  中国只有一个民族——中华民族

  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英语是NATION)叫做“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我们在基本理论上犯了知识性错误，沿用前苏联的概念，结果造成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问题，埋下了借所谓“民族问题”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隐患，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现在的五十六个兄弟姐妹应称之为“种族”或“族裔”、“族群”(英语是RACE)他们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一口锅里轮饭勺，理应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过多地强调“族群差别”是不对的。

  “民族”（nation)与“种族”（rac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英语里nation具有“民族”、“国家”两个解释，说明同一个国家就是同一个民族的意思。

  在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内，各族裔的历史趋势应该是：加速融合的过程，就像美国那样，是大熔炉。在美国黑人与白人的矛盾很深，但黑人不是“民族”，统称“黑人”；同样，中国人移民美国就不称“中华民族”了，统称“华人”、“华裔”。我们也应如此办理，统称“汉人”、“藏人”、“蒙人”等等，这里不存在民族矛盾，只有族群差别。这就跟我们平时说的“上海人”、“北京人”、“江苏人”、“客家人”等等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加强大熔炉的力度，坚决搞大同。

  我们的“民族委”是否该考虑换个名字？我们的所谓“少数民族”政策是否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编者按：网上又看到一篇名叫“穿越百慕大”的学生的短文，也是回忆我的，居然记住了我多年前课上的一个“洋相”，文章很幽默。这个孩子——也许唇上已布满胡茬了吧！我也想你们。

作者：穿越百慕大

     对于汪应果老师老骥伏枥的精神,实感钦佩.在校期间,也许有些腼腆羞涩,虽然在不同学期,听了汪老师<<现代文学作品选>>和<<巴金研究>>两门课,也非同一般地喜欢,但记忆中却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今天说起来,这简直有点天方夜谈,或许也有点儿可笑.不过,这并不说明我不尊敬他,毋宁理解为更是仰慕他,那时的我概是因此仰慕而怯于请教吧.对我老说,这样的老师不在少数.朦朦胧胧中,好像上高中的时候,似乎在<<光明日报>>上读过一篇署名为"蔓生"的重评巴金长篇<<家>>的文章.后来得知,那蔓生就是汪应果.从两门课的受教中感到,汪老师是个十分幽默风趣的人,思想禁忌也比一般老师略少{很对不起,我印象中的老师在意识形态的观念上都很保守},所以教室里时有哄堂大笑暴出.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他在讲解鲁迅<<阿Q正传>>,说到"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时,还故意抖了个包袱,当然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噱头.他说:这个"鸟"字不念niao,念什么,你们自己去查.查的结果,或者根本不用查,大家都知道,前面那个拼音字母n要被d替换.于是,课堂一片哗然.从汪老师讲解鲁迅作品时字斟句酌感知,他是一个十分精通人情世故的人,对于生活表象有很敏锐的穿透力.相信,他的人生智慧和审美经验,都会在他的"百年海梦"系列作品中有淋漓的表现.在读大学时,就听说他要创作小说,终于今天看到了成果,也许是硕果.目前,虽然还没有读到作品本身,但我自信对于汪应果老师长篇巨制的期许不会失望.
另,汪老师是尹大班的论文指导老师,两人应该交流甚多,盼望说点心得,让我们分享.

编者按：上一篇博客我转载了学生张明的文章，这里再转载另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王思彤两年前就在他博客上发表了，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博客群体中的一员。也许是我真的太老太老了，我已成了被人回忆的人物，网上我已看到过不篇过去学生写的回忆我如何上课的文章，——这说明我的一生的劳动被大家所承认，这一点我很高兴。一般说来，被人回忆大多是在这个人死了之后，而我现已看到了我理应死后才出现的文章，这等于是把我的生命又经过了一次延长，我真的是非常高兴。我想起著名学者钱理群说过的一句话：“教师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成为学生青少年记忆中美好而神圣的瞬间。”这么看来，我这一辈子还真的十分有价值。

大学回忆——汪应果老师

                     王思彤

　　这几天在整理“读秀网”上的个人图书馆“斯童藏书”的时候，忽发奇想，想搜索一下自己当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时，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的著作，顺便也看看他们的知名度和著作的数量。没想到，这些教过我的老师，几乎每个人都有许多公开出版并列入读秀网链接的著作。只要输入他们的名字，就能很轻松地找到他们的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成果。而这些成果和名字，又唤起了我遥远的回忆，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年多前的母校——南京大学。

      我 的 博 客

  我好几次都想关掉我的这个博客，原因是这家博客的管理者动辄删掉我的内容，弄得常常开天窗，而这些稿件基本上都是在公开媒体上发表过的。我是个读过许多马克思著作的人，信奉马克思所提倡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法则，最讨厌钳制思想，因为限制思想自由的社会往往也是创造力贫乏的社会，人们往往要等到这个朝代过去之后才发现它的巨大的破坏作用，这一点只要想想清朝专制统治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多大的苦难就可明白了。

  我开始感到这家博客老板只关心自己的所谓“安全度”，并不大关心管理的质量。比方说，我的博客的计数器就永远只能在27000—27990这个数字范围内循环往复，每到快要达到28000时，数字就又回到27000.这个问题已出现了许多次，这显然是缺少管理。当然这是很小的问题，但相比删博客内容的干劲来，管理者的热情显然就差多了。

  不过这两天经常跟友人互通电话进行节日问候，对方常常提及见到了我的博客，言语间很有些赞赏的意思。这一来又改变了我的初衷，我想现就这样维持着吧，反正不要多花时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然而事后再转念一想，也还不能说它完全无用，因为今后我的人生将经常在国内、境外、国外伫足，我将过一种完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闲云野鹤、浪迹天涯的生活，由于行踪不定，朋友们找我将会有困难，这时候，我的博客就可作为一个固定的信息联络点，朋友们有什么话，我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在上面留个言，保持着联络。这么一想，觉得我的博客多少还有点用处，那就先放着它再说吧。

    大灾过后的追问

  此次雪灾，中南部各省电力、交通、煤炭等等全线崩溃，人们都怪罪于大雪天气。但我们都有一个疑问：为何北方年年大雪冰冻，铁路设施没有“冻坏”，高压线没有倒塌？为何江苏同为重灾区，也没有出现这一类的设备事故？难道湖南、江西、贵州一带设备特殊，不堪冰雪一击？

   据业内人士介绍，那些设备并非年久失修，而大多是近几年来花了数百亿资金购置起来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问：这些行当里有没有豆腐渣工程？要不要揪出一批贪官来？我们拭目以待。

   向奋战在抗灾一线的

      民族英雄致敬

  风雪肆虐大地，数百万中华儿女奋战在一线上，他们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爱的诗篇，一曲曲壮丽的 英雄之歌。

  我突然惊异地发现，在我们数以亿计的被称之为“普通人”的身上，居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爱的能量。那些平时默默无闻的电力工人，那些平时“庸庸碌碌”的车站职工，那些平时平平凡凡的马路警察，那些平时“灰头土脸”的农民工，他们平时几乎很少被人们注意到。然而，一旦严峻的考验降临，他们转瞬间居然变成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干出只有英雄才能做出来的伟业。就像新星的爆炸，在宇宙中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

  一场大的自然灾害，犹如一场战争，成功地应对这场挑战，人性将得到升华，中华民族的道德素养将像雪后的大地得到净化。

                          2008.2.1

   不准造假者盗用我的名义

  网上偶尔发现了一家“孔夫子旧书网”，上面居然有我写的一本书在拍卖，题目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化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汪应果.本人书写》”起拍价十元，拍主为朱益敏。

  我在此郑重声明，我从未写过什么《汪应果.本人书写》这本书。

  这些年我已多次遇到假借我的名义写的文章，出的书，我的长篇小说《海殇》去年七月刚上市，八月份在北京街头就出现了盗版书，售价11元，装帧完全一样。这都令我很不高兴。我不是名人，只是一个从事教育一辈子的教书匠，用我的名字是发不了财的。

  我知道这一类的事眼下很难杜绝，我也不可能做到统统发现，只能告诉诸位，不要随便听信这些话和这些宣传，它们与我统统无关。

《闯关东》为韩老六、座山雕们平反

   央视一套最近正在热播电视剧《闯关东》，五十好几集，由山东省委宣传部及央视重点推出的“贺岁大片”。剧中主角朱开山（李幼斌主演）从山东老家闯到关东后，历尽艰辛，终成大家业，他集大地主、大资本家于一身，与官、兵、土匪相勾结，他的成长史再一次验证了我在一篇文章里的论断，就是在中国，民、匪、官、军（包括农民起义军和所谓官兵）它们都是四位一体，根本没有差别，它们的身份是共同的，这里毫无是非好言。同时也再一次验证了我刚刚在前面一篇博客里写的论断的正确性——“今天地富反坏都成了正面人物”。

  笔者青年时代在东北工作过，熟悉哈尔滨、安达（大庆）、绥化、海伦、牡丹江、齐齐哈尔那一带的生活，很了解朱开山这一类的人，换在土改时期，他就是比《暴风骤雨》中韩老六还大的大地主，他是我们“工农革命”的对象。但在电视剧里，他成了谦谦君子，在他统治下的工人、佃农，全建起了“和谐社会”。

  电视剧中的鲜儿，实际上是座山雕一类的角色，也美化得如花似玉，这些胡子们危害百姓作恶一方的事实我在东北时听得再多不过了，如今都被作者一笔勾销。我这才知道，今天的中国，韩老六又回来了，座山雕也回来了。

  今天的中国价值观的混乱，乱在“上头”，管事的领导干部水平太低，他们自己不懂得最先进的世界观，该管不管，不该管的却管的起劲得很。

镇江有个赛珍珠研究会

  本周六，受赛珍珠研究会之邀，跟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一起赴镇江参加赛珍珠展览馆的筹建会议。近年来我对许多国家级、省级的研究会的活动都推掉了，惟独对赛珍珠研究会我不好意思推，原因有二：一是对赛珍珠这个人我总觉得中国人民欠她的不少，因而总想以自己的参与当作微薄的回报；二是这个研究会有着与全国其他所有学术研究会迥然不同的特点，少了许多功利性，多了不少实干性。

  先说说这个研究会的特点。它是由镇江市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学术团体，会长许晓霞原先就是镇江的市领导，现在也是人大主任，其余的副会长当中也有不少是领导干部。以公权力的身份干毫无经济实惠的学术工作，这在全国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这样的人懂得学术吗？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实话说，过去我在心里也有这样的疑问，但经过多次交往后，才真正发现这几位市领导在赛珍珠研究上的的确确都是行家里手，他们在以往许多年里一直默默地做着赛珍珠的研究工作，在资料搜集、作家遗物保存、国际学术交流、著书立说上，都能拿出骄人的成绩。他们既是实干家，又是学问家，这很不容易。就冲这一点，我就十分佩服他们。

  我也常常想，他们这样做，到底为的是什么？如果从他们的政治前途上来说，那是丝毫也加不了分的，因为赛珍珠这个人由于是传教士身份，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肯定（其实我们的主流媒体连汉奸、清朝辫子、地富反坏、大资产阶级都成了正面人物、英雄人物，还在乎传教士吗？），作为一个市政府的领导人，搞这种课题跟搞什么“三个代表”的应景文章其功效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这儿是什么好处也捞不到。我想，除了他们自身对赛珍珠有一份割舍不掉的感情外，还有一点就是他们那份对发展镇江的拳拳之心。镇江是座文化名城，文化古城，但发展相对缓慢，他们当然想通过赛珍珠这个世界文化名人的品牌把镇江搞上去，正是出自这两方面的原因，他们才始终不渝地踏实努力，埋头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就冲着这一点，我又十分尊敬他们。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告诉世人：镇江有个赛珍珠研究会，那儿建了一座很优雅的赛珍珠纪念馆，中国有个很好的美国友人，她的名字叫赛珍珠——Pearl S Buck.人们如果顺路，不妨去看看。

  也许在未来镇江的发展上，我也能为他们出点很有价值的主意来。

     笑 到 最 后

    再过一天我就进入了“古稀”之年。

    回顾自己的一生，可以说是艰难坎坷，五味杂陈，最早是吃尽日本鬼子的苦头，以后则是受够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气，但却终于笑到了最后。

    从今往后的每一天，我都是从上帝那儿额外赚来的，我将好好珍惜，一直微笑着度过自己的余生，无愧于“道”赋予我的这一次生命机会。

    值此辞旧迎新之际，也祝福全中国、全世界一切善良、正直的人们能够笑到最后，笑出一片灿烂的未来。

                                  2007.12.31岁末

人在澳门之六——香港、澳门的廉政公署值得大陆学习

  如今大陆的贪官之多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几乎凡有公权力的地方，就会出现不同形式的贪腐现象，中央对此也十分头疼。我以为可以学习香港、澳门的廉政公署的操作方法。

  他们的做法是：对每一个公务员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申报时公务员必须如实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做成材料交到廉政公署，公署人员当你的面把你的材料密封（他们自己也不能看。这比大陆的个人档案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翻阅要进步的多）存档。以后如果有人举报，才能打开你的申报材料，一对照你的财产现有多少，与收入是否相称，有否财产转移，一目了然。如果是转到自己亲属名下，只要把亲属的收入一查，也就清楚了。

  香港、澳门的廉政公署威信很高，贪官们都闻之丧胆。大陆如果能照此办理，相信对贪官们是一个很大的威慑力量。

       澳门人的排队文化

  澳门人从总体上看文化水平不算高，一些基础的文化知识许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对此也从不讳言。但他们的公民意识、公共道德水平却要比内地高出许多。这是一个十分令我困惑和佩服的现象。这里的人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扔杂物，行车见到行人都主动先行停车让行人走过，汽车交会时都十分客气地让对方先过，这里没有喧闹，没有吵架，没有人耍流氓，不认识的人见面都首先点头问候，一切都彬彬有礼……总之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我想这是跟葡萄牙人带来的西方文明有关的。

  最令我佩服的是，澳门人有个自觉排队的习惯。澳门地方很小，车辆、行人都是自觉排队，这样才不造成拥挤。我常常到关闸去珠海办事，经常乘坐“威尼斯度假村”赌场的免费汽车，那儿等候上车的人常常如过江之鲫，但都是排队的，即使队伍有时太长，被分割成好几段，也没有中途插队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这些地方我以为都值得大陆人学习，农民革命虽有其合理性，但毕竟属于低位文化，我们国家要有意识地克服这一点，这需要走很长的路。

人在澳门之四——澳门的泳池真不错

  来澳门后，一直没有游泳，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在南京我是要经常游泳的。

  上星期我总算找到了游泳的地方，原来它距离我住的地方并不远，晚上独自一人带了泳衣、泳帽、泳镜就去了。游过之后，感觉很好：泳池虽比我那儿的小，但水温较高，特别是人很少（从头到尾不超过六人），游起来很痛快。我以为这是澳门政府为当地老百姓做的一件好事，完全是福利性质，但不知何故，当地的人就是不来游泳？这要在内地，人大概要击翻了天。

   从此以后，我总算找到了一个锻炼的好去处，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光顾，成为他们的常客。

人在澳门之三——澳门的学生很可爱

   给澳门学生上课，开始的时候不适应。来这儿之前，一些老师都告诉我，澳门的学生基础差，上课不听课，秩序不好，你上的又是大班课，很费劲的。

  来这儿之后，发现果真有这个问题。我想，基础和大陆的同学相比，是有差距，但责任不在他们，这是因为澳门当地的中等教育的课程设置有毛病，以致许多最最基本的知识他们完全没有学过。导致纪律松弛的主要原因还在缺少科学的管理，在争得校方支持后，我们实施了一点改革，结果情况大变，以致我的助教都说，从没上过秩序这么好的通识课。我这时才发现，许多澳门当地的同学参与意识很强，他们积极发言，报名参加朗诵，甚至还有一个班级的同学提出自己要排话剧。课后有些同学总想跟我多谈一些课上学的知识，一直送我回到宿舍。他们的精神令我感动。特别是他们在我的博克上留了言，表示喜欢上我的课，这都是对我的鼓励。

   其实仔细想想，他们也不容易，澳门的交通有时也很拥挤，他们打的士上课，要想做到完全准时是不大有保证的，这方面我们要体谅他们一点，有时我见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教室，从他们的脸上我就见到了可爱之处。

  当然说归说，管还是要管的，否则何以面对他们的家长那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人在澳门之二

     这几天我已充分感受到人在澳门的不便了。最大的不方便是通讯。学校有自己的电脑系统，这个系统内部使用起来很方便，但与外部交流特别困难。至于固定电话校方只提供区内的进出，不可能打长途，插卡电话也没有。从学校外出打长途没有私人汽车很难做到。

     最大的问题是手机通讯困难到了极点。我的手机是全球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家里通电话都没有问题，在这里跟家人通讯就麻烦了，大多数的情况是发出的短信对方收不到，我也收不到对方的来信，有时候手机上隐隐约约有个信封的图形，但没有内容。最麻烦的是刚才收到澳门电讯发来的通知，要我发回“中国”（仿佛他们是外国似的）时前面加0086。我照办了，结果是无论加0086还是不加0086，我的手机就是无法打出去了。我于是被剥夺了通讯的权利。

      仔细想想，什么是特区呢？这就是。

人在澳门

  人在澳门，就能充分体会两种社会制度各有其优越性：资本主义对于有才能的人的确是高工资，搞大锅饭；但社会主义的内地吃得比他们好，岂止是好，简直是多多。我到过不少国家和地区，觉得吃还是在大陆，难怪大陆奥运冠军出的多！现在我就在体会资本主义“食不果腹”的滋味，心想难怪他们的学生长得都很小，很少有大陆那种“大块头”，他们的那点饭量我吃了好像没吃一样，还没有添的，大家都习以为常。我是要游泳锻炼的人，这儿没有一个人在锻炼，真奇了怪了。

  这儿管理严，学校里所有的电话系统都不许私人打进打出，偏偏学校旁边一座山起了屏蔽作用，手机也很难通，也好，我在这里可以收心息念，利用减少食量做到减肥了。

  以上是一点心得。

致阳光广场全体业主的请辞信

  本人因受聘于澳门科技大学，即将赴任，鉴于本届业主委员会也快到期，为此特向全体业主提前请辞业主委员会委员之职。

  五年前，受全体业主之关爱，我以高票当选，并被选为委员会的副主任，为了对那些投我选票的业主负责，我在离职前有几句话向诸位业主做一点交代。

一、五年来本届业主委员会工作的回顾。

本届业主委员会是经过普选产生的第一届正式的组织。从大的方面讲五年来我以为做了三件有价值的事：

1、为第一届业主委员会制定了工作规范，其中有三点在今后各届委员会的工作中望能坚持下去，这就是：

    （1）全体委员决不允许以何种名义、何种手段，在何种时段接受业务单位的礼品、礼金，否则将以受贿论处。

    （2）凡业主委员会需要与外单位联系业务时，必须有两至三位委员同时在场洽谈，决不允许单独接待业务。

     （3）业主委员会的全部经费往来必须由业主中产生的独立第三方进行审查。本届的审查员为王相保、王立平同志。

  以上三条内容虽不多，但制定不制定大不一样，坚持不坚持大不一样。由于我们几年里始终坚持这几条原则，我们就能做到基本廉洁自律，且最终成为这一届的潜规则。

2、在广大业主的支持下，成功地阻止了“大开发”建“地下停车场”的招标活动。

这件事有必要向业主说明一下。依据最早的政府规划，阳光广场下是应该建有地下停车场的，但由于当时的开发商以为不能获利，因此就没有建，等到后来五栋楼都建成后，才后悔没有建停车场，于是想重新把广场的土扒出来。这一来就势必要影响我们这五栋楼的安危。如果当初一气呵成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这件事本身就是开发商当初不执行规划惹出来的祸，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付出代价。

3、最重要的收获是，我们终于历尽艰难获得了我们这个小区的原始资料、文件、小区图纸，这就为我们在今后遇到类似问题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而此前作为业主我们却是无论从哪个渠道都接触不到这些法律文件的。这尽管听起来有点荒诞不经，但却是现实。完成这一艰难任务的是我们业委会里的另一位副主任，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我们不能公布他的姓名。

以上三件事为我们以后的继任者奠定了一比较顺利的基础。在这些工作中，我十分感谢许多业主的无私支持和帮助，像我们楼的王选院士、张宪文教授、王和珍教授等，都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尤其是王相保教授夫妇，义务为我们楼每月核查公摊电费及空关房，真正是锱铢必较，减少了业主们的许多损失。同样，我也被其他委员的忘我工作精神所感动。我们的谢白教授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照样忘我工作，领导大家为保卫家园的安全进行签名抗争；我们的主任丁德成教授、副主任万遂人教授、以及朱建民等委员常常自掏腰包或动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用于社区的事业……大多数委员都做到了无私奉献任劳任怨，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二、有几句话需要关照诸位。

1、我们小区是一个大的社区，居住着五千多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最大的危险是业主委员会中的某些人与物业公司乃至“上面的”人相勾结牟取私利，出卖业主们的利益。这一问题在目前的许多小区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也曾经在我们小区里存在过。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选举作风正派、乐于奉献的人进入业委会，并坚持对业主委员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在有业务往来的时候必须按照已制定的规矩办事。

2、我曾在业主委员会的会上说过两段话希望今后的各届委员能牢记：一句话是：“决不允许委员收受任何礼品，哪怕是不值钱的东西。这在西方就是受贿。因为你如果今天收下来，明天那些业务单位的人就要从业主们的头上加倍地取回去。”

第二句话，在委员们要我报销我为招待记者们自掏腰包付出的费用时，我说：“我之所以坚持绝不报销是因为我们必须让第一届民主选举的委员会真正做到清廉自律，这里是只能讲奉献的地方。我们决不希望将来被人在背后戳着脊梁骨骂。”

我希望这个传统能永远传下去。

3、我们小区的资料图纸应多复印几份分散开保存，以保证安全。原始资料里证明了我们小区当初是付出了每平方米两千五百元，由开发商承诺开发三万多平米的土地。而结果是我们至今只拿到了两万平米的面积。剩余的一万平米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成了无论怎样调查也始终不得其解的谜团。

  我们都知道，与我们小区建设有牵连的王武龙、以及大开发的几个头头都锒铛入狱，这后面的贪腐问题深不可测。然而如果我们不拿回自己的面积，这一万平米就犹如李敖形容的台湾之于我国一样，是我们小区捏在人家手里的“睾丸”，别人高兴怎么捏你，你却拿它毫无办法，只有喊疼的份儿。而如果我们拿回这一万平米，对我们小区建筑的维修以及物业的服务乃至减轻业主的负担都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态度是：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打官司！舍此别无他途。不要指望上级出面“协调”能解决问题，不可能的事！这是在与虎谋皮！想想，从“大开发”虎口里让它吐肉，它会干吗？

然而要打官司，就要钱，还要有热心的人出面。这一艰巨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第二届业主委员会的肩上了。我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目的就是让全体业主了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形势。

4、我们小区的部分业主必须提高自己的素质。现在有些业主不文明，楼上乱丢杂物、部分业主拒交公摊电费等等。其实你的公摊电费如果不交，每次都是由同的其他业主替你代缴了，物业公司没有为你交电费的义务，你如对物业有意见，不要采取这种方式，这对其他业主是十分不公平的。

最后我还要说一句，五年中，我们的服务也有许多不足，许多反映的意见虽然我们都做过了解，但我们的权限、能力都很有限，许多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不足之处还请大家谅解。

                                                  汪应果

                                             2007-10-8

       9月15日，在上海召开了《海殇》及《汤汤金牛河》的作品研讨会。会议由上海师大牵头，东方出版中心及芳草杂志社共同发起，会议的组织者是著名学者杨剑龙教授。与会者主要是上海各高校知名的学者与教授，还有从浙大、苏大、山大、海军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文学媒体的记者。

     在会上见到了不少老朋友。我特别高兴的是浙大骆寒超、苏大朱栋霖、上海文学院王文英的到会。他们都是陈门（陈瘦竹教授）弟子，如今在各个领域都是领军的人物：骆寒超教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骆寒超文集》，共十二卷。这对“人文”而言，还是第一次。朱栋霖教授主编的国家级的现当代文学史教材，技压群芳。王文英乃女中豪杰，领导着上海社科院的文学所，成果累累。跟他们在一起，都能使我重温陈瘦老的治学为人，知道如何跟“当下”划清界限。

     开会期间，我们系发生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件，这都令我想起，学者之不同，“动如参与商”。看看骆寒超教授等人，虽然年事渐高，但仍然精神焕发，每日耕耘不止。你不得不佩服陈门子弟那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境界的不同。

     这次朋友聚会，令我难忘。

   谁该为陈良宇的提升担当罪责？

  从现在已经披露出来的情况看，陈良宇早在上海担任区长的时候就已贪污受贿，但后来居然一直扶摇直上，直达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为什么？如果用某官员的话，就是凡贪污受贿者都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这一理由来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还能信任哪一位领导人？

  因此陈良宇的被提升除了要反省我们的政治体制里的弊端外，也必须对负责提拔他的这些上级问责，否则难以向全国人民交代。

  另外，那位为陈良宇吹嘘、掩饰罪责新闻记者该如何问责？也希望对全国人民有所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