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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中华价值观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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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中华价值观刍议

          汪 应

  重建中华价值观是一个十分宏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真正崛起乃至能否生生不息万古长存的问题,要想在这样一篇短短的文章内谈论这一问题,难免给人以斗量海、以蛇吞象、以口啃天的印象,然而,一个世纪之前,不就是因为胡适、陈独秀两篇短文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学革命”,并进而引发“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致造就了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这说明,小文章,也可能触及大问题,引起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当这一问题已成为整个民族前进的瓶颈时,理应吸引全民族有思想的精英们的关注,以集中全民族的智慧,来共同应对这一挑战,本文的目的只希望能唤起海内外我们民族中一切真正的智者,寻找愿意为振兴民族文化而奋斗的真正的知音,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重建中华价值观的紧迫性、重要性。

今天的中国虽然经济腾飞、硬件日新月异,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在一切“朝钱看”的滚滚大潮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恶兆频现,全民道德水准下降,人们普遍信仰、信用尽失,贪腐文化渗透全民族的骨髓,行贿受贿成了人们日常的行为准则,清廉守法反而成了反常另类。不久前,我在澳大利亚看到一则消息,一位中国的新移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进入一所当地的好学校,给校长送了一笔钱,校长旋即就退了回来,并表示自己受到了侮辱,这位新移民很奇怪,说,“这在中国是很普通的事,怎么你们这边就当回事情?”一句话引得全澳洲舆论一片哗然,方知中国已是鲍鱼之肆。官场如此,学界又如何呢?在“官本位”学术体制之下,学者官僚化,官僚学者化,学者们放弃学问,竞相炒作,论文剽窃,著作挂名,成果数字虚高,创新价值寥寥,而默默耕耘坚守学术良心的学者们学术环境极为艰难,长此下去,学术研究将何以为继?中华文化如何繁荣昌盛?笔者经常在海外逛中文书店,看见书架上最多的还是算命八卦、中医养生之类,很难看到内容创新的中文图书,中华文化在海外几成涓涓细流,每见此,心潮难平。

  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多数还是好的,但他们的善良行为大多出自民族长期的心理积淀和民族文化传统造成的习惯,而作为思想体系的价值观念,则早就莫衷一是了:传统的儒释道一来因为历时久远的确有不合时宜的成分需要扬弃,更主要的是经过上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由西方外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取代,后来又经过不停的批判运动(尤以“文革”为害惨烈)而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西方的舶来品马列主义则又因前苏联的彻底倒台以及中国自身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悲剧及弊端其负面效应的逐渐显现而必然引发人们对这一体系的功过是非、成败得失,进行严肃认真的反思和总结。经历了百余年的种种折腾,人们的脑子被搞乱了,我们原先的价值体系早就是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了,于是就造成了今天中国人价值观念的一片真空。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来临的时候,当“指鹿为马”成为生活的常态的时候,诚信便开始丢失了。人类道德的力量原本来自对真理的追求,一旦这些都没有了必要,道德也就消失殆尽了。

  今天,当我们沉醉于群楼比高、动车竞速之时,如果忽视了民族价值观已然掏空,一旦海潮来袭,转眼间所有成果将化作沙器。

  这就是眼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这一切正在约束着、销蚀着中国的崛起,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巨大的障碍。今天的世界,群雄争逐,巨兽环伺,我们一点大意不得。我们现在会常常提到“软实力”这个词,其实它一点也不神秘,说白了,就是一个民族的形象,对其他民族的感染力、影响力,它也和个人一样,当一个人有着崇高的理想,高尚的人品,它必然受到人们的尊重爱戴,反之亦然。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这个人、这个民族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价值观,我们甚至可以说,国家民族的“软实力”,核心就是价值观。因此重新整合、梳理、论证、创新我们的民族的价值观,就成了我们思想文化领域当今十分紧迫的任务,这绝不是靠少数人能够完成的,而是一个民族的大业,但开始总要由少数觉悟者先动起来,喊起来,做起来。事实上,重建中华价值观的想法,并不自今日始,而是上世纪初胡适先生提出来的,鲁迅先生也持有类似的意见,以后由于战争动乱,这一民族文化的大业被搁置了下来,今天在国家进入全面振兴之时,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有必要跟随上世纪先贤们的足迹开辟我们民族的未来之路。

 

二、重建中华价值观的几点原则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在下面会经常以另一个坐标系——西方价值观来进行比对,这是因为,当今世上唯一能够傲视全球者唯西方而已,而唯一能与西方相颉颃者,唯中华而已!我们只有用先进做标杆,方谈得上赶而超之。

1   重建中华价值观必须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渊源之中。

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就像一棵大树,必须深深植根于地下;就像一条大河,必须有它来自久远的源头。只有这样,它才能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对照西方价值观体系,它的源头就在古希腊文明以及基督教文化当中:古希腊神话对健美人性的肯定以及基督教对上帝的敬畏,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而中华文明的源头是《易经》以及尧舜禹和其后的儒释道。我们今天必须也仍然以它们作为我们重建价值观的基础。这是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所谓“核心价值观”,应是全民族所共同信奉的自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基本宇宙观,而不可能是某些外来学说、或某些群体理念的经典化、神圣化。以往前苏联以及我国曾经发生过的用外来学说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赶尽杀绝的做法,实际上是挖脑自啖,遗祸害惨烈于无穷。外来的学说中好的成分我们当然要吸取,但必须是“化”进来,只能被吸收到民族价值观中,成为新的组成部分,而不可能取代其根本。当然,这并不是说,老祖宗的话不能质疑,不能反对,正相反,如果它们严重阻碍我们前进,也应彻底清算,但这只是把过时的、不合时宜的东西扬弃掉,犹如储存在粮仓里的谷子不时地拿出来晒晒太阳,把烂的霉的扔掉,而决不能连粮食也一起倒掉。这方面西方人有一个很好的范例:欧洲的中世纪神学的确很黑暗,西方人通过“文艺复兴”彻底批判、嘲弄了中世纪神学,但他们拿出来自己古老的希腊文明并加以创造革新遂成就了今日之伟业。

我们必须学习人家的经验,重建以《易经》与儒释道的大智慧、大道德,以尧舜禹的民主政治、无私为民的奉献精神为核心的现代价值体系。

2 重建中华价值观必须反对迷信,鼓励质疑,并以质疑精神为媒介把核心价值观与现代自然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推动,相互印证,形成不断探究、创新的动力,并使之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这也正是价值观现代性的体现。

  作为价值观是每一个人生存的灵魂依据和归宿,不容许质疑的价值观其生命力绝不能久长,这就像中世纪的神学的命运。西方的价值观其长处就是把宗教与科学连接在了一起,成了同根生长的两颗独立的大树。这也许是西方人的无心插柳,但种种因缘际会让他们把两者结成最佳组合,于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应运而生,改变了世界。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上帝是主宰一切的,但古希腊哲人的思辨文化却在鼓励一代代的学者去挑战、去质疑上帝的存在,最后甚至去推测上帝的思维方式。第一次重大的质疑是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天文望远镜的发现,它极大地推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二十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他对终极理论的探求,则是他出于顽固地想了解上帝对宇宙的公式设计。西方的科学家多数不反对上帝,却想了解上帝,解析上帝。

  这个经验我们要吸取。反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由于后来的儒家独大,又不鼓励甚至是不容许质疑,致使与古代科学脱节,并使古代科学始终停留在经验的水平上,所谓儒释道最后也往往脱离其本意而流于封建迷信。在重建中华价值观时我们必须强调与现代科学精神的结盟,用我们自身的质疑文化把价值观与科学牢牢捆绑在一起,形成相互推动的动力。

3、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把世界一切进步的、人性的价值观经自己消化吸收后统统“拿来”。

中华民族近百年受到西方许多思潮的影响,但举其大者有两种,它们深深影响、改变了我们历史的进程。这就是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两种思想互有联系也互有区别,作为两种思想直接对应的历史事件就是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它们都涌现出一批大写的人,它们对于改造我们的国民性起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成为我们民族道德的楷模,他们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核心的“平等、自由、人权”我们当然要统统“拿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彻底解放”以及它的“道德力量”我们更应该统统拿来。这样我们才能保证中华价值观的开放性、先进性、包容性,使之居于世界人类普适价值观的前列。

 

三、重建中华价值观的体系框架

由于下面的叙述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本文不可能一一展开论述,许多地方只能点到为止。

1 以“天”为纲,构建价值观哲学的本体论,揭橥宇宙与生命的“终极价值”。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敬天、畏天、顺天道的积极向善的人生观、道德观。

  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虽然涉及宇宙本体,但缺少本体论的论述,这是我们价值观不彻底的地方,但与西方相比,也有它的优点:西方的价值终极在“上帝”,道德的依据在于“末日审判”。它的优点是使西方人在自我感觉中找到了灵魂的坚实依靠,而它的弱点则是在西方科学的质疑之下,人格化的“上帝”只能步步守势并逐渐缩小地盘,以致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句惊世骇俗的话来。而中国的“道”没有人格化的问题,却能让人处处感受到它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它使人们在冥冥之中领会到宇宙的神圣和自身的渺小,从而摆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有关“道”的内涵我以为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一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一是“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它说明宇宙万物都是按照也必须按照“一阴一阳”来构建,二是这两者源自于一体因此互通互换而奥妙无穷,不妨说,宇宙的神秘莫测盖源自此。我们应该依照这两点来统领我们价值观的方方面面。

  就以人生观来说吧。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叫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我以为只讲对了一半,因为“怕”与“不怕”是阴阳之道,缺一不可。只讲“无所畏惧”,就会使人们行事不受约束、不计后果,性格暴戾乖张,毫无道德信守,所谓“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一旦在万人之上,难免不造成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国今天道德信念尽失,不能不说跟这句话有相当大的关系。

  在这方面,孔子倒是正确得多。孔子不信鬼神,算是“ 唯物主义”,但他十分强调“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就是“畏天命”,这就是“道”的力量。今天中国的贪官们如果懂得一点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报应”的道理,相信也不会如此肆无忌惮吧。

  当然今天的“畏天命”不能停留在古代认识的水平,否则难以服众,这就需要现代科学的跟进,以完成现代价值观的更新换代。

2     摈除儒家思想中的等级观念及轻视妇女的偏见,以“道”举“儒”,构建现代中华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孔子其实是深谙“道”之精粹的。当时社会的道德失范跟今天也有类似之处,因而他的办法也是倡导许多道德范畴,希图在他的弟子身上全面打造完美的民族性格,而这些范畴也尽符合阴阳之道:“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等,尽显阳刚与阴柔之美,他对于中华民族人伦关系的设计也充满着辩证大智慧。这些都有必要在今天以今人的观点重新诠释后加以全面提倡大力推行,套用邓小平先生的话就是“从娃娃抓起”,在海内外一切华人学校中进行现代孔孟之道德的教育。这里有必要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推行了数十年的口号进行科学的定位。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称之以“共产主义道德”加以大力弘扬,应该说,这一口号在海内是颇具影响也是有一定成效的,但把它与传统道德分割对立开来并想拿他来取代传统道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它仍然是我国古代“乐于助人”、“公而忘私”道德规范的现代演绎,仅仅是传统道德的一个部分,并不能涵盖整个民族性格的设计,况且它与人的终极价值割裂开来,难以形成完整的价值体系。“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政党对自己成员的要求在今天当然应该继续大力弘扬,但只有让人们了解到,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才是真正符合“天道”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这才能使之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否则仅仅靠每年三月五号上街为人们免费剃头、量血压、补自行车胎而流于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3     以“道”为原则设计、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弘扬民族优秀民主政治道德传统,构建现代政治体制大厦。

“一阴一阳”贯穿在宇宙万物之中,体现在政治体制上,必须充分考虑到赞成与反对、肯定与否定、正面与反面、公平与不公、多数与少数、激进与保守、改革与守成、主流与支流、正确与错误、官方与民间、长远目标与近期目的等等矛盾对立成分的科学有序运作,我们必须设计摸索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也考虑到上述的种种因素,但还有极大的改进空间。我国领导人很欣赏新加坡的政治体制,但必须提醒的是,新加坡拥有全球第一廉洁度的美誉,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文官制度,这一点是我国所远远不及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十分在意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他们关心的是执政者是否廉洁高效、是否真正是人民的仆人,国民是否真正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保证做到这一点,方能保证我国的和谐发展、长治久安。

在此我想纠正长期以来学术界一个不正确的观点,即认为我国的政治只留下一个负面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因此我们无法从古代经验中去吸取智慧,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全盘引进西方议会制度。这个看法显然并不全面。事实上我们古代曾经拥有领先于世界的民主政治。这就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治。今天人们提起来只知道“禅让”,不知道还有其他丰富的内涵。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尧舜时期的“谤木”、“谤鼓”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古代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民主监督、透明政治、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朴素的民主理念,是古代民主制度的雏形;二是领导人的选举与试用:在《淮南子》有关后羿的神话里提到,当尧任命后羿完成了丰功伟业后,有一句话“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这里的“万民”当然指的是部族百姓,说明当时的天子是群众选举出来的,其次说明在尧做最高领导人“天子”之前,还有一个“试用期”,以考察你的政绩。这都比古希腊雅典奴隶制民主要先进得多,群众基础要广泛得多。三是体制保证与道德要求并重:中国古代的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神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民打拼的英雄,不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总是勾心斗角、喝酒打闹,闲的没事干,拿凡人来出气。这反映我国古代对领导人有严格的道德要求:你想做政治家,就得像大禹一样,别妻忘子、三过家门不入、死时只有三件粗麻布衣、一具薄桐木棺材,否则就别干。我们古代的“禅让”制我以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只能找部族中最有牺牲精神的人来接班,他一旦接班,当然威信高,于是成了圣人,成了神。后来的历史学家常常怪罪禹,认为是他破坏了“禅让”制,开始了子承帝业的坏传统。我以为是错怪了他。我想就以大禹生前的劳累与死时的穷窘状况那种强烈的对比,部族中是不会有人愿意挑这副重担的。当时私有制开始慢慢诞生了,大家要“朝钱看”了,于是就像今日工会主席或是打扫厕所一类的值日生工作大家互相推诿“禅让”,最后“禅让”不成,大禹想想只得牺牲自己再搭上儿子,把自己治水的铲子交给他。后来私有制发展了,领导人有钱了,于是便成了子承帝业,作为给领导人提意见的“谤木”也变成象征帝王权力的“华表”。这其实都是古代民主制的异化。今天看来,我们古代非但有很好的民主传统,而且远比西方的先进。有人会说,这都是神话,不作数的。此话大谬!古希腊神话中荷马的两部史诗都找到了出处,连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难道不能证明神话都有事实根据吗?我们既有如此宝贵的民主传统,作为后人的我们有什麽理由不发扬光大呢?

4     以质疑、推究、探寻、应用、实践“道”的本源、本质、规律为动力,建立中华文化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我们原本就有一个很好的质疑的传统,这就是由古代的屈原、李贽等人,现代的鲁迅、巴金所建立起来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扬之。

西方人以质疑精神探求“上帝”,我们则探求“道”,与西方人一样的是,无论是“上帝”还是“道”,都以其神秘莫测、博大精深,以致给人们留下极大的想象、探求的空间。不同的是,西方人对上帝的探求,发展了理性思维的能力,而“道”,则不仅需要理性的思维还需要悟性思维,这会不会产生人类另一种与自然对话的有效思维途径?另外,西方实证科学常常会排斥上帝,典型的例子就是:“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西方人称是“人类一脚把上帝踢出了地球”。而“道”的探寻常常与实证科学的结论相一致,这无疑是把我们的价值观与现代科学紧密结合的天授良缘。最佳的例子是:佛学《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被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等于mc的平方(公式我打不出来)完全印证。

这里的E代表能量,就是“空”,m代表质量,就是“色”。这说明,中华文化的“道”的丰富内涵是可以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数学公式做精确的量化表达的,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对“道”的追根究底的探索非但不排斥“道”,而且还能有力地推动我们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我们应在此基础上建立我们的天体学,物理学、经络学、中医学、灵魂学、未来学、宗教学……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未知的领域完全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去做出全新的揭示,比如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量子论”,它揭示的物质世界最终是建立在一片“量子幽灵”之上,其中还有一个“测不准定律”,我一直没有找到西方哲学家做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至于前苏联以及我国,上世纪都干过“大批判”的蠢事傻事,最终贻笑大方。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着另一种新的哲学观点,即“心-物一元论”?果如此,我们是否会从此终结“唯心”、“唯物”的数千年不休的争论?

  总之,对“道”的本源、本质的探寻将会为我们开辟出一片现代自然科学的广阔的天地。

  以上是我的浅见陋见,只为了讨教海内外华人智者贤哲,由于我现在身处海外,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脑中记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特别是我对我国少数族裔的文化知之甚少,没能把他们的文化智慧包罗进去,这是必须要改进的。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处在重大的转折关头,重建中华价值观将极大的凝聚民心国力,极大地焕发出民族的创造力,经过重建的中华民族定将如东海中沐浴过的太阳,充满青春与活力,以前所未有的光芒与热焰,重临大地,光耀千秋,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2009819日写于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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