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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汉语新文学” 的价值取向

——兼谈“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文缺陷

南京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汪 应果

  “汉语新文学”的讨论已经过了几波,作为这一讨论的必然结果就是将会把一部新的文学史的编撰提上议事的日程。这里就必然出现一个问题,新的文学史是否就是今天充斥在市场上的几百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现有规模以及国别范围的扩大化和大拼盘?抑或是具有崭新文学审美观、价值观的具有学术批评价值的理论著作?作为一个学术新概念,它的提出,不应该是眼下国内无聊且无行的“教授”们的一种网络炒作,一种制造学术热点新闻的魔杖,而应该有其严肃的学术内涵。它的提出,必须在它的学术实践亦即在据此观念编纂的文学史中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它必须拿出的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文学史,这样,这一概念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换句话说,这部文学史就应该是“汉语新文学”概念内涵的外化。

  “汉语新文学”与现行大陆出版的“现当代文学史”的最大差别应该在哪里呢?就应该是在于价值观取向上的差异,由于前者涉及全球所有用华文写作的作家作品,因而它必须坚持普世的审美观、价值观,而不能采取所谓“中国式”的标准。否则我们就难以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意识形态进行公正而客观地评价。不妨说,普世的价值观、审美观正是全球华人作家的最大公约数。

  纵观世界上凡有学术价值的文学史,它们其实都是有着内在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的,编纂者在编纂文学史时,就是以他们的审美标准进行文学批评和对作品进行优选劣汰的筛选,经过他们的这番工作,如果最终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以及能通过历史的检验,那么这部文学史就具有了永恒的学术价值。

   然而这个问题在当今中国则遇到了很大的困扰,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面临最激烈动荡的时期,其间经历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其中包含着乌托邦式的社会变革,它几乎席卷了中国整个国土,并一直延续至今,从而把她的无数子民扔到了世界各地,他们带着各种对立的价值观,继续使用着祖先留给他们的汉字,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于是用“汉语新文学”来对它们进行综合,就会面临着尴尬的困境,因为它们各执一词,因而常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无法调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坚持用普世的价值观来进行评价与综合。

   对于这个问题,内地较为流行的话语始终坚持世上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观。其实这种讨论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新“左”派对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一种反动。人们都承认,人类的价值观犹如一条流动的河,是在不停地流动着,进步着,它永远是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紧密相关的。在远古时代人类把人吃人视为正常,在今天则视为残酷野蛮。问题在于,正因为人类的价值观是跟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紧密相连的,因而我们就必得承认人们的价值观具有先进或落后、进步与反动之分,而凡是进步的、先进的价值观就必然会得到世上绝大多数的人们的拥护,也因此,人们就习惯地把这种代表时代进步及发展方向的价值观称之为普世的价值观。

   在今天的世界上,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也正是因为它代表了进步,至于地球上的其他国家的传统观念,往往也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那种能够容纳先进价值观的部分就得以保存,或得到改造,否则只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某些占主流地位的学术话语在表述上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在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人权对话时,我们强调“由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这就是承认我国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而官方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其中之一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既然西方发达国家在生产力上、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比我们先进,这就必然要承认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念就应该也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或至少是未来的价值取向,说白了,这也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普世价值观;然而我们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普世价值观的存在,这难道不是自打耳光吗?

  明确了这个基本道理,我们就有理由地坚持“汉语新文学”必需采用“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亦即当今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来进行评价和概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文学史的内在统一性。至于在具体内容上,我以为,还必须在下列两方面取得学术上的突破。

一、坚持普世价值观就是坚持“人的文学”批评标准

   纵观全世界的汉语新文学,一个突出的事实就是,它们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香港如此,台湾亦如此,代表广大东南亚地区的马华文学也不例外,至于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华文文学除了发生时间不定相同外,但在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方面是完全一样的。这说明,“汉语新文学”只能用五四时期所开创的价值观来作为综合和评价标准,因为它最能体现“汉语新文学”的本质特征。

   关于这个问题,大陆近年来的主流话语认为,“五四”的传统就是爱国主义,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德先生、赛先生。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五四运动”实际上是包含着“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层面与五月四日那一天爆发的群众抗议的政治层面两重意义①,作为文化层面的“五四”毫无疑问应以“民主”“科学”作为思想传统,而“五四”所引发的全国政治抗议虽然有爱国主义的内涵,但跟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概念,那是一个否定之否的概念,也就是为了爱国必须先把旧的毁弃来迎接新生,当年的郭沫若《凤凰涅槃》典型地传达出这一代表时代的心声。而今天的爱国主义则只剩下肯定之肯定的含义,这两者实际上性质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出发,凡是意在张扬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平等、人的博爱的文学都在肯定之列,一切控诉、揭露、抨击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愚昧造神主义的作品都是进步的,有价值的。用这一观点来看待上世纪所谓的“现代文学”,总体上分岐不会太大,问题要出就出在对所谓“解放区文学”的评价上:当时的解放区既有反对地主压迫、反对日本侵略的进步的方面,也同时存在着封建造神运动,存在着愚昧落后的方面,只是它们在当时抗日运动的大背景下被隐藏着,不为人们所注意罢了。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东方红》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违背《国际歌》精神的作品,以后在全国的造神运动中,起了明显的消极作用。至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作为重点批判的作家作品,实质上是对存在于解放区的封建主义思想的一次悲剧性的冲击,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1949年以后,大陆习惯地称作“当代文学”,这里的问题就更多了。所谓十七年的文学,许多作品宣传的是以一种新的阶级压迫(即所谓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以及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的专政)来取代旧有的阶级压迫,同样是对“人的文学”的反动,因为它往往漠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有所悖背。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有一个特异的现象一直令我心存疑虑及汗颜 ,就是描写、歌颂国共斗争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这一趋势直至今天愈演愈烈。一个民族的文学如此大张旗鼓地鼓吹民族内乱、兄弟睨墙,手足相残,互掐命门,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样的文学对这个民族而言,到底是祸?还是福?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中也是不多见的。即以前苏联为例,他们虽然也出了不少反映十月革命、内战时期的作品,但数量远远不及描写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品多。卫国战争毕竟是反击侵略者的战争,正义性自不待言,而随着前苏联的倒台,这些反映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品也逐渐被人淡忘了。至于美国的南北战争,美国文学中很少一边倒地歌颂北军,相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对南军北军双方问题的揭露和反思,更多的是肯定双方最后的大和解。

二、“汉语新文学”必须增列“批判革命主义文学”专章

   二十世纪,中国大地上发生盛况空前的革命,这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内容。这场革命以其理想性、英勇性、悲壮性、艰巨性令世界为之动容,同时也因其中包含的某种愚昧性、荒诞性、封建性、残酷性而令世人为之震惊。不久前,一位老同志辛子陵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他说:仅仅“二十年票证经济“,饿死的人就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有关这个数字的精确性或真实性的问题,早已经超出了统计学的范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的党中央得不到各省饿死人的真实数据,问民政局(管社会救济),问公安厅(管户口),都隐瞒缩小数字,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给毛主席抹黑,要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仕途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灾荒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是多少呢?2900多万,不到3000万人。封建王朝是不允许隐瞒灾情的。大清律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而我们饿死人的数字却远远超出上面的总数字。我们的制度却在某些执行者那里,已成为如此荒诞的逻辑:隐瞒灾情恰恰是对领袖忠心、党性强的表现

除此之外,领导人在走向权力颠峰的过程中,又错误地发动了多次整肃异见人士的斗争,其中尤以三十年代的中央苏区的“肃反AB团”、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以及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危害最为惨烈,被迫害致死的人虽然至今没有精确统计数字,对于这一场革命的反思以及缺点的批判,我们的学术话语往往噤若寒蝉。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反映这一段生活的文学作品,缺少对这一段内容的文学史的论述,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又如何面对后代子孙的诘问?未来的历史定将对我们这一代学者、作家丧失文人人格给以严厉的谴责。

应该强调的是,无论中外古今的文学,对“革命”的反思常常催生不朽的巨著,这几乎是一条铁定的规律。随手拈来,如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鲁迅的《阿Q正传》,米兰 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帕斯捷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他们以其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对“革命”这一人类颠覆性、无序性社会现象的思考深化着人文精神,丰富着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而中国的当代文学唯独缺失了这方面的内容。这不能不说是大陆作家们的群体性羞耻,我们必须从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文学中去寻找这部分内容以进行文学史的补充。

对于全世界“革命”的批判性的文学,至今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概念来加以定位,我们不妨称作“批判革命主义”,以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对照。同时以此来弥补我国“当代文学”在人文精神上的重大缺失,并医治“当代文学”的软骨症。

以上两点,我以为是“汉语新文学”必须重视的两个重大领域,并以此形成学术上的重大创新。总之,“汉语新文学”应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学存在。

注释

①汪应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反思》

②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20091227日在朋友聚会时的讲话)

                               20104.2于澳门科技大学

 

 

 

 (本文为“汉语新文学”国际学术会议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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